佛光山朝山馆（佛光山官网）

住持之道与待人之道

心定法师刚接任佛光山寺的住持不久，他告诉我一件事：

有一天药石后，他在大雄宝殿前面一面念佛一面经行。忽然看见一位老太太气喘吁吁的，从成佛大道跑到大雄宝殿门口想要进去，但是殿堂已经关闭，铁门深锁。

看她着急的样子，心定法师就上前去关心。老太太说： 我三年前到这里来许了一个愿。我住在花莲，平常都是捡破烂的，好不容易有了一千多块的铜板，我现在要来还愿，赠送给佛祖，但是门关起来怎么得了，我还要赶回去，我是坐火车转搭汽车，好不容易到了这里。

心定法师一听，赶快找香灯师来开殿门。佛光山很大，工作结束后大众各自用功办道，不容易找。费了好大工夫，终于找到香灯师来开殿门，让老太太拜佛、还愿。

心定法师跟老太太说： 天色这么暗了，就不要回去，在山上住一晚吧！

老太太说： 我如果住下来，又要缴吃饭的钱、住宿的钱，实在负担不起！

哎呀！你这么诚心，应该让常住来招待你。 心定法师带着老太太到佛光山的朝山会馆，为她安排上等客房。第二天早上，老太太要离山时，依依不舍地望着远处的大佛掉下眼泪，她说：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礼遇过。

心定法师告诉我这一件事情后，我告诉他： 你真的能当一个住持了，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人情味，就是住持之道。

住持之道如此，待人之道更是，多一些人情味，多一分慈悲，多一些柔软语，多一点关爱的眼神，人与人之间就能连成一片蔚蓝而清澈的天空。

星云大师《我们要做义工的义工》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问我。

我想这是因为我从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总是先做「义工的义工」，所以我的义工就很多了。

传统观念里，人有士、农、工、商等群类的区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近来「上班族」、「庞克族」、「原宿族」、「无壳蜗牛族」、「顶客族」等等名词纷纷出笼。自古以来，有一类族群贡献良多，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义工」。「义工」以服务人群、造福社会为目的，因此虽然没有领薪，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无价的；虽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悦却是无穷的。他们无所为而为，让人生起无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义工的义工」，为他们服务。

过去我每次要麻烦义工写标语，写传单时，总是事先将笔纸找妥，并且安置座位；如果请信徒来浇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备齐全，还要告诉来者水龙头、工具箱在那里。到了用餐时间，我热心招待他们吃饭，不断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到了回家时，也不忘慰问辛苦，赞美他们的成绩，甚至一路送到门口，看着他们身影远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开办慈爱幼稚园时，请杨锡铭先生担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备好彩笔、颜料，在他进行画图时，不时为他沏茶、煮面。他为幼儿们做义工，我就为他做义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视其所需，随时为他服务。杨居士那时是一个军中的中级校官，不久之后自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当时，另外一位朱家骏先生负责编辑救国团的《幼狮杂志》，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此之前，他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记得每次他一来，浆糊剪刀、文具稿纸早已一应俱全，井井有条地搁在书桌旁边，甚至晚上睡觉，连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干净整齐地叠在床铺上面。本来我是师父，但当他开始工作时，我好像侍者一样，侧立左右，听从吩咐，半夜时分，寒气逼人，我就泡热牛奶，准备点心，为他暖胃疗饥。他一面为我工作，一面编发《幼狮》，声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得以和当时文化界的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哑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刚成立时，邱创焕先生担任中央党部社工会主任，拟请张培耕先生出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但因他是我推荐，受到守旧者排斥，后来不得已由我敦聘张培耕先生为佛光山主任秘书。记得那时，我经常如同书僮一般任凭差遣，为他取笔拿纸，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愿地跟随我办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时，请李新桃小姐专职负责，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视察时，也总是帮她写信回函，整理庶务。后来她随我出家，法名慈庄，现在佛光山海外道场的开山建设，都有赖她的筹办规画。

其实，杂志的美工、编辑都是我的专长，写公文、定计画的秘书业务，我也不是不会，然而在当义工的「义工」的同时，灌输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别处弘法度众，无形中更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在佛教里，鬼子母因为佛陀令僧众为她施食供养，所以后来成了佛教的护法神；关云长由于智者大师为他说法安心，是以发愿生生世世守护伽蓝。可见要「做义工的义工」，固然必须为他们服务，更重要的是要设身处地，为对方切身的需要考虑周全。记得翁松山先生当年在宜兰时，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学徒，我见他极其聪明，所以请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经常去他工作的场地，在旁建议指导，赠送各类相关艺术书籍，并且买机票邀他到欧洲考察，当他的旅游向导，观摩各国艺术技术，现在佛光山许多殿堂的庄严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杰作，他也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艺术家。

阿娇女士有心为佛教做事，碍于家庭经济不佳，必须在外 *** 赚钱谋生，我知道了以后，为她设法安家。如今她不仅申请入道，作了佛光山的师姑，而且每天发心烹煮美食供养大众。

永均宁可辞去朝山会馆馆长之职，为我驾车，经常不分昼夜，南来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车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开车枯燥，撑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许多话题和他闲聊。一回一答中，几年的岁月过去了，他载着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几百万里的路程。因为他常听我的说话、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已当上佛光山人事监院，而且胜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给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时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胜任？考量他们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军队中说，「带兵要带心」，所谓带心就是最好做他的义工。我认为如果要感激别人为你工作，为你忙碌，并不是表面上寒暄虚应，物质往来，而是从内心付出真诚的体贴、关怀，为他解决问题，给予种种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缘才能维持长久。

许多人说我聪明圆融，说我通晓人情世故，知道轻重缓急。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那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作「义工」了。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最乐意料理家务；同龄的孩子里，我最能与人为善。从工作中，我不但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更学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后，我发心作务，香灯、司水、典座、行堂样样做过。在行堂时，我揣摩如何快速地为大众做最好的服务；司钟时，我设想如何敲出好听的钟声，让冥阳两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时，我体会如何运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爱的菜肴；编写刊物时，我费尽心思撰写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岁那年就读于焦山佛学院时，我曾经建议学院展览佛教文物，从构思到宣传，我都一丝不苟的计划筹备，展出时，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万人潮参观。展览完毕，收拾善后时，回想整个过程，深深体悟到发心工作的最大报酬就是学习到智慧与灵巧，感受到当「义工」所得到的代价－－结缘和欢喜，无与伦比。

刚到台湾时，我在中坜落脚。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着板车，走十五里的黄土路，到市场叫醒菜贩，备办八十人份的柴米油盐，再匆匆赶回寺。早餐以后，我快速将环境清理整洁，又到井边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众使用。日间还要负责厕所的清扫工作，那时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双手将垢秽扒尽。寺里有人往生了，我帮忙装在木箱里，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时期，我挑着担子，穿着木屐，替常住到各处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每天劳役之繁重，可说义务发心，其乐无比。虽然有人嫉妒说闲话，但我一直十分感谢寺主的收留，给予我工作的机会，成就我担当的能力。所谓「义工」，看起来是为人，其实最有利益的还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专司知宾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来敲门挂单，他也欢喜地提着灯笼，为其引导安单，数十年如一日，后来终于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报，日后再也用不着打灯笼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圆满，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为人服务的同时，心灯通体明亮，法喜充满全身，自认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开悟见性，例如：

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

庆诸禅师在沩山座下担任米头，

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

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

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

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

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

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

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岩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等，无非都说明了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舍义工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最好？

我虽然没有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献工作中，我领悟到许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发愿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发心服务的人。所以过去我在佛学院担任院长时，总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学生，为他们讲解这次劳动的意义以及工作的内容、做事的诀窍等，让他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更多的佛法，达到解行并重的学习效果。后来，我在佛光山举办活动时，也都在事前、事后召开讲习会议，让参与的人不仅能怀抱法喜在佛门服务，成就他们广泛学习的机会，进而提升「义工」的层次。

这些善因善缘，使得许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服侍得无微不至的董事长、阔夫人们，听到佛光山举办活动，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当「义工」，甚至心甘情愿自掏腰包，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西来寺帮忙寺务，有的还穿着围裙，卷起袖子，在斋堂里行堂端茶，在厨房里洗碗拣菜。那种发心，那份认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进同泰寺，舍身为奴；汉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贵，入寺作役，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将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将程序繁复的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释迦牟尼佛色身虽已入灭，但法身常住灵山，以诸神通力化导众生，是娑婆世界里的「义工」；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义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热恼炼狱里的「义工」；阿弥陀佛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树木罗列庄严极乐净土，可以说是净土世界的「环保义工」。由于诸佛菩萨常住世间，精进不懈地做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有了光明，我们凡夫俗子福薄德浅，在承受庇荫之余，岂能苟且偷安，贪逸恶劳？所以我一直觉得，佛门「义工」除了替三宝服务以外，更应该效法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精神，在世间上为广大的有情布施欢喜，先做好义工的义工。

在这种理念下，我创立国际佛光会时，不断地呼吁各个协、分会的会长、会员们，应该积极举办各项有益社会人心的活动。在大家携手合作之下，四年来成绩斐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学校附近护送学童过马路的「爱心妈妈」，不知获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医院里帮忙排队挂号的义工，不知协助过多少老年病患；到偏远地区为人义诊的「友爱服务队」，不知解决多少贫苦人家无钱就医的问题；在万丈红尘中设立的「读书会」，不知带动多少家庭共创书香社会。其他诸如植树救水源活动、净化人心七诫运动、特殊学生游艺会、废纸回收保护环境活动、到监狱戒毒村帮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会员义工的积极推动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民风日益恶化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百万人的佛学会考，光是义工就有三万多人。

近年来，我常收到各地来鸿，有的感谢佛光会的善行义举，有的邀请佛光会共同协办公益活动。对于真正有益于大众的事情，不管大小钜细，我一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辞；至于一些赞美过誉，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们不过是在做「穿针引线」的「义工」，将各种好因好缘结合在一起，为开创人间净土而尽一份力量罢了。

一些事业有成的信徒常对我说：等到将来退休以后，要来佛光山当义工，服务大众。其实做「义工」不必寄望于未来，此时此刻，就可以实践菩萨道的「义工」精神，以四摄六度利乐有情。有心服务大众，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许，作个不「退」转菩萨、不「休」息菩萨。人身难得，胜缘难再，把握当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间广结善缘，人生岂不更有意义？ 　

星云大师：为信徒添油香

我经常在弘法途中顺道巡视佛光山各别分院。有一次，到台中东海道场，住持、当家向我报告该寺的建设、法务、制度、活动等进展的情况，可以看得出他们度众的用心，于是嘉许他们的努力。但是偶而谈及信徒来往情况时，住持告诉我：

「过去，信徒张顺发先生每个星期都固定来参加共修法会，但是现在却很少来了。」

当家接着说：「以前张居士对于本寺活动非常热心地参与护持，最近确实没有看到他了。」

我告诉在场的住众：「这是因为你们没有为信徒添油香啊！」

大家面面相觑，有一位弟子不解地说道：「信众前来听经、礼佛、用斋、喝茶以后，总想要添油香，作为他们与佛祖之间的往来，为什么现在反而要我们僧众为他们添油香呢？」

我告诉他们：「佛教的发展固然需要信徒添油香，但是信徒给予寺院多少赞助支持，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添油香。」

大体而言，信徒的油香有所谓的「十供养」：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而我们出家人也应该以主动的招呼、和悦的笑容、亲切的关怀、人格的尊重、真挚的慰问、困难的解决、热忱的服务、信仰的法财、完善的设施、智能的建议等十种美好的供养来「为信徒添油香」。

记得三、四十年前在宜兰雷音寺和高雄寿山寺弘法时期，一大清早，做完早课，我就开始主动地招呼信徒拜佛、喝茶，同时还为他们开示说法。那时许多信徒只要一有空，就喜欢往道场跑，有些家庭主妇听得入神，甚至忘了回家煮饭。信徒一批一批地来，我经常在佛殿一站就是一整天，但是却做得满心欢喜，因为总觉得「为信徒添油香」是在礼敬未来诸佛，乃无比神圣之工作。如今这些信徒虽已年老，然而他们的儿孙辈依旧继承法脉，忠实护教。后来，我开辟佛光山，首创许多佛教活动「为信徒添油香」。记得一九六九年台北的朝山团第一次前来，当团员们礼过佛，吃完饭，正准备走时，我突然想到：信徒为常住添油香，我也可以「为信徒添油香」啊！于是临时将团员集合起来，为他们讲说「人我相处之道」，即所谓的「你对我错，你大我小，你乐我苦，你有我无」，一名信徒临走前，高兴地对我说：「讲得实在太好了，让我受益良多，我以后要常常带亲友来这里。」目送他们法喜充满地上车，我决定以后要更积极主动地「为信徒添油香」。

是年，佛光山筹备大专佛学夏令营，正愁无钱可用时，我见到一名头戴斗笠，打着赤脚的老婆婆在炎热的阳光下拾级而上，即命慈庄前往招呼，没想到她临走前留下一个纸包交给慈庄，里面居然是一叠五万元的台币，让大家喜出望外。多年前，马来西亚的黎姑也因为我主动照顾她上下坡台，回国后竟以大笔款项资助佛光山的教育事业。有人见我无求自得，而其它的法师向她化缘却都不能如愿，于是问她为什么对佛光山情有独钟，她答道：「因为星云大师不会嫌弃一个穷酸模样的老太婆。」世间事互为因果，懂得设身处地「为信徒添油香」，信徒自然就会想到要为寺院添油香。

随着时代的发展，僧信二众必需齐心合力，才能将佛教的资源凝聚起来，为众生谋取更多的福利。所以我组织「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信徒凝聚起来，授予各种技能；后来我又设立「檀讲师」制度，鼓励信众由弟子升级为老师，并且为他们编写弘法教材，主持训练讲习会。看到大家跃跃欲试的样子，我深深相信：以人格的尊重「为信徒添油香」，不但是在实践佛法的平等观，更是在奉行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

因此，僧之所以为「宝」不一定要高高在上，而应该以众生的喜悦为喜悦，以众生的忧苦为忧苦。向来只要能力所及，举凡信徒的要求，我都尽量满其所愿，尤其当信徒有病苦丧葬时，我更是竭尽己力，前往慰问。例如现任台湾女中医师公会理事长的胡秀卿女士，多年来经常以佛理开导病人，抒缓疾苦。当她从小离开的亲生母亲舍报时，我不但亲自前往拈香吊唁，更送上一些奠仪给她的兄弟们作为母亲安葬之资。此后她不知多少倍回报于我，并且数十年来以稳健的台风、优美的嗓音，在我的佛学讲座中担任司仪，更不知摄受了多少信众。

香港佛经流通处的创办人严宽祜居士，目前担任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会长，前年在台湾因心肌梗塞住院开刀时，我亲往慰问；去年十二月到美国弘法，我听说他在休斯顿休养，也特地错开行程，飞去探望。因为我总是想到：严居士一生舍身舍命，利教利人，不但在台湾成立严宽祜文教基金会弘法利生，近来更于大陆筹划以漫画弘扬弘法，并且对各佛学院颁发奖学金，对各佛教道场赠衣赠食，信众如此为佛教添油香，我们僧众又何尝不能「为信徒」布施欢喜，「添加油香」呢？

去年四月底，我的心脏也出了毛病，当手术完毕后，被推往加护病房时，承蒙一名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使我安然度过有始以来最漫长的一天。我突然感触良深：人生在世，谁都有失意落寞、恐惧无依的时候，这时最需要的就是亲切的关怀。观世音菩萨遍游法界，救苦救难；地藏菩萨久居地狱，利济众生。凡我佛子也应效法前贤，施以慈悲，给予欢喜，发心作众人的依怙，以此为大家「添油香」。

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位信徒因先生有了外遇，想要自寻短见，由于我的一句「以恨不能赢得爱，要以爱才能赢得爱」，后来不但挽回了她的婚姻危机，也使她丈夫成为忠实的佛教护法；皈依三宝的耶稣教牧师高登博士夫妇，被教会撤职排斥，我知道以后，嘱咐西来寺为他解决生活问题，后来他全家人矢志为佛法的国际化而努力。多年来，我深深感到：以解决困难「为信徒添油香」，不但形成信众与寺院之间的桥梁，也增进了佛教的力量。

二十多年前，九个结伴来山参访的大专学生误餐，我特地为他们炒饭、热菜，不意他们临走时竟掏出十倍以上的代价──九百元添油香，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于常住的经济不无小补。望着他们手舞足蹈地踏出大门，我也沾染一份欢愉的气氛。去年，林素芳居士家里遭雅贼光顾，什么都没有偷，唯独挂在墙上一幅我写的字不翼而飞，让他非常难过。我辗转获悉此事，立刻再写一张嘱依德转交，他收到以后，感动地说道：「我一定为佛光会的发展全力效命以为报答。」其实在我来说，这些都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却让对方心悦诚服地为佛教奉献心力，可见以热忱的服务「为信徒添油香」是多么的重要。

佛光山刚开山时，公路局第三工程处处长倪思曾先生首次莅临。当时朝山会馆尚未建好，我们请他在佛学院的斋堂吃饭，他坚持要添油香，我连忙说不必，彼此坚持了好一会儿，后来，我说：「既然处长您这么诚意，那就添个大油香吧！如果能将大树乡这条黄泥路铺成柏油路，对地方建设将是一大贡献，本寺当感激不尽。」他欣然应允，并且说：「大师！如今我才知道您的道场原来不只限于佛光山啊！宇宙才是您的道场，全地球的人都要为您添油香啊！」对于他的过誉，我愧不敢当，然而抱着热忱的服务精神为全球的信徒，乃至为十方的众生「添油香」的确是我的心愿。三十年来佛光山各地别分院普门大开，供应斋饭，不知接引了多少众生皈依在三宝座下，而西来寺为信徒们接机送机更是远近驰名，乃至现在国际佛光会各地协、分会也都遵守「来时欢迎，去时相送」的信条，让旅游各地的会员们咸感宾至如归。

过去的丛林，从广纳海单到普参接心；从文疏回向到普同供养，乃至对于个别信徒的寿诞祝祷、新居洒净，无一不是在「为信徒添油香」，而过年赠送春联、灶符，供应腊八粥，也是古代高僧大德们「为信徒添油香」的美意，后来奉行全国各地，被百姓们视为消灾免难的象征。四十多年来的弘法生涯，虽然崎岖颠簸，但我未尝忘记祖师们的慈心悲愿，除了奉行古制外，更顺应时代，印赠日历手册作为新春的祝福，分送手珠、项链、小佛像、钥匙圈等佛教纪念品，希望信众戴在身上，放在车上，都能够享有平安的人生。

此外，我依照年龄、性别、嗜好、职业的不同，举行各种弘法活动，以契理契机的课程，让他们得以将佛法应用在家庭上、工作上，增添生活的美满；我录制佛教唱片、录音带、录像带，在国家殿堂举行梵呗音乐会，让清净的佛曲为大众涤尽尘虑；我在广播电台开辟佛教节目，在三家电视台宣流法音，在世界各地讲经开示，让佛陀的教言为人类指引正确的方向；我撰文出书，发行佛教典籍、杂志，编纂佛教藏经、辞典、年表，让文字般若发挥净化心灵的效果。

极乐世界以七宝楼阁、水鸟说法为众生添福利；琉璃净土以衣食无缺、离诸欲染为有情增安乐。我虽力有未逮，唯愿效法诸佛如来的大悲愿力，以完善的设施、舒适的环境「为信徒添油香」。因此，为便利社会大众的需要，我设立会议室、图书馆、会客室；为解决香客的吃住问题，我兴建檀信楼、玉佛楼、云居楼；为信徒子女的教育着想，我举办儿童学校、才艺辅导，创办中学、大学；为了行者的修持，我兴建禅堂、佛堂、礼忏堂、抄经堂；为了病者的疾苦，我成立助念团、医疗队，兴设施诊所、安宁病房；为了安养老者，我创建老人之家、仁爱之家；为了利乐亡者，我兴建万寿园、玫瑰陵。

半甲子来，从入寺出家到驻寺弘法，从兴寺安僧到藉寺度众，我深深感到：寺院不但是清净庄严的安乐地，也是人生旅途的加「油」站；不但是往生佛国净土的移民局，也是现世饱餐法味的「香」积国；不但是信徒香客的百货公司，更是芸芸众生的慧命之家。因此伟大的信徒懂得尽心尽力地为道场「添油香」，能干的僧侣设法以服务奉献「为信徒添油香」。彼此添油香，是多么美好的互助因缘啊！

星云大师：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我的一生都是在苦难中成长，在我呱呱坠地时，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的战争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漫天烽火中，一家人过著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在内战中结束小命；十岁那年，中日战争的爆发，我们又开始四处逃亡。十二岁出家后，我到各个名蓝古刹参学，跑遍京沪一带的丛林。二十三岁时，国共相抗，神州板荡，我从栖霞来到宜兴，又从宜兴到南京，辗转播迁台湾，此后，再度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长途跋涉，经常移徙的体验，使我在弱冠之龄就感悟到：「世间上什么都是我的，什么也都不是我的！」所以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随喜而作，因为普天之下，只要你容他，他就是你的；你不容他，他当然就不是你的。

不经意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从台湾北部走到台湾南部，一路行来竟是丽日风雨兼而有之，对于宇宙万象的体验，我依然觉得：「如果用入世的眼光来看，什么都是我的，其实什么都不是我的；如果用出世的态度来看，什么都不是我的，其实什么都是我的。」太执著于拥有的人生固然辛苦，太放弃、太空无的人生也未免过于晦涩，最好是能将两者调和，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以享用而不占有的观点来奉献社会，才能为自己、为大众铺设一条康庄的人生大道。

因此，当有青年向我乞求剃度出家时，我总是先问对方：「佛光山是谁的？」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师父！如果我在佛光山出家，佛光山当然是我的！」这句话就算通过我初步的考核了。因为唯有觉得常住是我们自己的，每个人才肯奉献身心，安住求道，寺务才能日益兴隆；唯有觉得师兄弟是自己的，才肯包容他们的缺点，成就他们的长处，大家才能和乐相处。

每次我在佛光山巡视散步，当我驻足在西来泉畔，聆听淙淙溪声，仿佛看到早年洪水爆发时，师徒们合力以身挡水的壮观场面；走到大雄宝殿前的成佛大道上，又好像见到当年大家在烈日雨水下，拿着铁尺，就著未干的水泥地刻画纹路的辛苦情景。

三十年来，因为我们将佛光山看成是自己的，所以才能众志成城，将蓁莽未启的荒山开辟成庄严殊胜的净土。唯有觉得一切都是我的，才能产生源源不绝的动力。希望我的徒众都能时时把「佛光山是谁的」当作话头，努力参究。

佛光山既然是我的，当然也属于大众每一个「我」的，因此从开山以来，所有设施都是随顺信徒所需而兴建，一切重大计画都是经过大家开会来决定，乃至典章制度里的每一则条文，也莫不是在公开的场合中通过公布。一九八五年，我依章程退位，将住持之职交由第二代接棒，许多信徒前来哭跪请留，都无法挽回我坚决的意向。经云：「依法不依人。」大家是否都能在平等的「法」中，看到佛教的本质与未来？

是的，佛教主张「法不孤起」，所以既不执著一法一人，也不舍弃一法一人，正因为佛教的本质如此，因此才能结合众缘，不断突破，创造远大的未来。我虽然已经退位，不是住持，但我还是徒众口中的师父，还是佛光山的一分子，因为师父是永远不会退位的。所以当常住需要我时，我还是义不容辞的提出建言；当弟子请求我时，我也愿意为大众排难解纷。

对于佛教事业，我也是本着这种不执不舍的精神，戮力以赴。出家数十年来，从撰写文章到办小型报纸，从建设道场到创兴学校，从街头巷尾布教到国家殿堂讲经，从数十人小型的座谈会到几万人大规模的活动……，凡是有益于振兴佛教的工作，无论是不是我来主办，只要有人邀请，我一定乐意前往，共襄盛举。

不管那一家佛学院找我教书，我都觉得学生是自己的，所以倾囊相授，毫不私藏；当他寺邀请我主持僧伽讲习会时，我也未曾将学员看成是外人，所以一律有教无类，行无量法施。随从的弟子说：「师父竟然把全部的秘笈交给别人了！」记得《六祖坛经》中，曾记载一位同参道友质问惠能大师：「上座还有密意否？」惠能大师回答说：「密意尽在汝边。」对方闻言大悟，惭愧作礼而去。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真理徧满法界虚空，毫无密意可言，只看我们肯不肯留心观察罢了。

从大陆到台湾，我每到一地，都把一切看成是自己的，哪里可以学习，我就前往那里请益求教，那里需要帮忙，我也尽心尽力地为其服务，所以丛林四十八单职事，我样样知道。在参禅念佛方面，我也曾有万物俱泯的境界；对于宗下、教下、律下的义理仪规，我固然了然于心；对于各个教派道场的历史渊源，我也是如数家珍。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个人的，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也很乐意与大家分享。

至于友寺的制度，我向来采取尊重原则，然而一旦求教于我，我一定帮忙解决，因此朝元寺兴建朝山会馆时，我亲赴指导规画；灵岩山寺打水陆，我也派弟子前往参加；其它如东净寺、双林寺的法会活动，我都督促徒众热心支持。弟子偶尔向我诉苦，自己道场的活动都已经忙不过来了，还要插手管别人的事。我最不高兴听到这些话，于是反声相诘：「什么是别人的事？」

佛陀等视一切众生如佛子罗睺罗，我们以佛陀为本师，自应追随效法。近百年来，佛教之所以衰败，不就是因为派系之间妄自分别，贻误后人吗？实际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上，拈起一毛，万法皆随之而生，所以，自他不二，人我一如，别人的事其实就是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能常作如是想，又哪里会有忙闲、好恶的分别呢？万法一如，众缘一体，这是佛陀的本怀啊！

出家以来，曾经遇过一些人前来问难，他们指著儒家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文字，驳斥出家披剃之非，显然是以辞害义，不明就里所造成的偏差意识。记得一九六二年，兰阳救济院因经费不足，即将关门，我当时虽然自己也是捉襟见肘，但基于一份恻隐之心，伸出援手，应允接管，这一来不知解决了多少无依老人的食宿问题。我深深感到：假如把天下的老人都看成父母，未尝不好。是自己的父母，未必像自己的父母；不是自己的父母，有时比自己的父母更好。所以是自己的，有时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有时反倒是自己的。

早年，一些人经常将一些路上拾来，不知姓名住址的小孩送来佛光山，我盖了一座育幼院收容他们，后来在报户口的时候，户政机关不肯接受，我见主管院务的职事深怕继承财产问题会为日后惹来麻烦，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所以又自愿将他们归在我的户籍下，跟着我的俗姓「李」来取名字，并且送他们上学读书，使得他们不致流落街头，如今都一一长大成人，服务社会。

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将天下的父母视为自己的父母，将天下的子女视为自己的子女，什么人都可成为我们的亲人；如果没有爱心，亲人也会形同陌路。所以世间上的人可以是我们的，也可以不是我们的。我有千人以上的出家弟子，个个都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更好。我在荣民总医院开刀，作心血管绕道手术，真是有几百人排班侍候。我没有儿女，但像有更多的儿女。所以我很确定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其实只要心能包容，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一切法界都是我们的。

我们以为身体是我们的，其实身体是四大五蕴积聚的；我们以为财富是我们的，其实财富是五家共有的；我们以为儿女是我们的，其实儿子是媳妇的，女儿是女婿的；我买的土地供他人建房屋，我建的房子供他人住，甚至于历经千生万死建立的江山朝代也都可以更换。看得破的人，什么都是我的；看不破的人，什么都不是我的。我一向提倡「以无为有」，我拥有「空」，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其实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虚空中不是一切万象俱全吗？

一九四九年，我从大陆到台湾来，连衣履都不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到今天我感到世界都是我的。有人说可惜我出家了，不然就像王永庆一样。其实王永庆被誉为经营之神，在财富上如何能跟他相比？但可以说他拥有实质财富，如六轻、南亚、台塑等，而我所拥有者，则是无形无相的三千大千世界。

披剃五十年来，我对母亲的孝心恒久不变，对其它亲友也总是量力接济，只是我有自己的原则与方法。有的徒众看我对于苦难者的求助慷慨解囊，对于亲人的需索反而思前顾后，心中百思不解，于是前来问我，言语中带有不平之慨。我回答他们：「因为我不认为亲人是我的，更不觉得苦难者不是我的。」

当我们行走街头，目睹贫富贵贱、少壮老弱，和我们擦身而过；当我们踏青野外，但见走兽爬虫、飞鸢游鱼，与我们相视对看，焉知何者不是自己过去世里的父母亲眷？究竟谁是我的？谁又不是我的呢？所以，该给的，我万金不惜；不该花的，我一毛不拔。唯有等视一切众生，拔苦与乐，才是真正的回报深恩，因此我发愿生生世世来此人间，学佛行道，度脱有情。

曾经有人和我说：「为什么对那么顽劣的徒弟，还要煞费心机？」我想，就是因为他冥顽不灵，我才要多花心思，将他导向正道。子女再不好，几曾看过为人父母者嫌恶舍弃呢？树上的叶子掉落下来，因为不是「我的」，所以一点也不感到疼惜；身上的皮肉受伤化脓，因为是「我的」，所以每天用心敷药包扎。如果我们能将众生视为自己的眼耳鼻舌、手脚四肢，就会珍惜每一个因缘，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一切。

前些日子，一名信徒恭敬地捧著一个破旧的红包袋给我，腼腆地说道：「它已经在我口袋里放了三年，每次您都来去匆匆，没法子送给您，今天总算让我遇到了。」对于信徒的厚爱，我真是感激不尽，但是我的确打从心里将信徒看成是整个佛教的，从未视为个人所有，因此每次主持皈依典礼完毕，我总是赶快离开，恐怕沿途受人跪拜；每回大座讲经下台，我也是潇洒而去，不带走一个掌声。但是只要大家有困难找我，我一定为他们解决。

经云：「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又说：「众生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惟有保持一颗无所得心度众利生，我们才算是真正拥有了一切的众生。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出家」，但并没有「出国」，因此我从不放弃国民应尽的义务， *** 举行选举的时候，我去投票；中央邀请我在全国大会上出席说话的时候，我挺身建言；甚至我作不请之友，为纾解两岸紧张关系而穿针引线，为拓展国民外交而周游海外。但是我不逢迎达官显要，也不攀缘权亲贵戚，因为国家社稷是我的，所以我必须尽忠职守，而功名富贵是过眼云烟，并不是我的，何必汲汲追求。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以后，本省人一直喊我是「大陆来的和尚」；一九八九年，我首次返回一别四十载的家乡，行至大陆各地，大家却都说我是「台湾来的和尚」，一时之间，我突然对于自己应该隶属哪里，感到模糊起来。后来我走访各国弘法，才发觉自己每到一地，都将当地视为是我的家乡，所以我睡得安稳，吃得自在。

白人的胡睛碧眼，固然清新大方，黑人的黝肤卷发，看起来也美丽高贵，欧洲的古堡令人发思古幽情，非洲的森林也颇具原始风味。只要我有一颗泛爱大众的慈悲心，又何必自我设限，将自己局促于某一个国度里呢？于是我立意要做一个「地球人」，把自己奉献给全世界的众生。因此，我在海外各国建设数十家道场，成立世界性的「国际佛光会」，希望凡是与我一样有国际观的同好，都一起来拥抱地球，为世界的和平安乐携手合作。

我们的心胸有多宽广，就能包容多少事物，所以身体固然是我的，国土、众生、地球也都是我的，甚至只要我们具足慈心悲愿，立意直下承担，整个宇宙都是我的，然而一但放下万缘，就是自己身上的一毫一发，乃至坐拥三千大千世界恒沙七宝，也都不是我的。所以应该有无量喜舍，普施回向的度量。

过去秦人遗失一把宝剑，不但不懊恼，反而说道：「天下人失之，天下人得之。」这么一转念，不但宝剑没有失去，而且还拥有了全天下，何其乐哉！失去与拥有，包容与喜舍，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惟有将两面结合起来，我们才是真正地提起了全部。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生活，若能同时具备「什么都是我的」胸怀，与「什么都不是我的」雅量，才能如行云一般舒卷自在，像流水一样任运而行。

关于民俗民风就宗教的事说说看

湾民间信仰普及与盛行，是个“多神之岛”。教堂寺庙扁布，信徒众多。依台湾官方统计，到2000年，台湾总计有寺庙教堂21186个，神（佛）职人员49658人，信徒人数1082万人，外籍传教士1926人，神学院84所。供奉的主神有200多种，主要有观音、妈祖、土地爷、释迦牟尼、关公、保生大帝等。台湾的宗教信仰可分为三大类。一是高山族的原始信仰。二是民间通俗信仰。三是各种正式宗教。

高山族的原始信仰

台湾高山族至今仍保留原始的宗教信仰，但也接纳了许多其他新的宗教信仰。其祭祀活动颇具原始宗教特色，较著名的有阿美族摔角节（元月初）、曹族团结祭（2月15日）、布农族打耳祭（四月底）、阿美族赶鬼仪式（五月底）、卑南族丰年祭（七月上旬）、阿美族祭司节、赛夏族矮灵祭、排湾族竹竿祭（每五年举行一次，又称五年祭）等。现在许多仪式成为旅游的主要节目。

每年二月十五日，是曹族的团结祭日，要举行隆重的歌舞迎神活动，以祈福、感谢天神团结构部落的意志。传说百步蛇是鲁凯人的祖先，因此鲁凯族将百步蛇的图案作为祖灵的象征，进行祭拜。鲁凯族也有“丰年祭”的祭祀活动，阿美族传统的祭祀活动是各部落的“丰年祭”，一般在每年收获期的尾声开始，时间持续一个周到半个月不等。届时，能歌善舞的阿美人身着传统盛装，载歌载舞，饮酒食肉，通霄达旦。每年五月底，阿美族还要举行赶鬼仪式，由祭司主持仪式，小男孩持槟榔叶赶鬼，将吃稻的鬼赶走，以保丰年。泰雅族早年有男女在脸上剌黥的习俗，传说可以避邪，表现美丽与黄俊，也是代表族群的记号，但现在年轻一代的泰雅族人已无剌黥习惯。曹族祭祀活动很多，其中以整个部落举行的“凯旋祭”与“团结祭”（祈福、感谢天神团结部落意志）最为重要。卑南族接受现代文明较早，在习俗上有部分已汉化，但社会组织仍保持着世袭头目制，属母系社会，过去由长女继续家屋与财产，行招赘婚。男性一般在12-13岁举行第一次成年礼，然后进入村中的“少年会所”，进行“斯巴达克式”的训练，以培养其体魄与力量。女性则多数要学习巫术。祭仪活动也以“丰年祭”为代表，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分年龄组织歌舞活动，感谢神明，以庆丰收。赛夏族传统祭仪活动以“矮灵祭”最重要，两年举行一次（十一月初），有迎灵、延灵、娱灵、逐灵、送灵等仪式与歌舞活动，用以感恩追思传说中的祖先黑矮人。

民间通俗信仰

民间通俗信仰是指融汇一般风俗习惯而为多数人普遍信奉的一种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在台湾非常盛行，历久不衰。一般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天地、神佛与祖先，但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信仰与崇拜。基本上，泉州籍主要信奉保生大帝、清水祖师与郭圣王等，漳州籍多尊奉开漳圣王，客家人则多尊三山国王及在当地形成的义民庙。每逢年节，婚嫁丧葬，祭典，民众都会祭天地、神佛与祖先。其中妈祖崇拜是台湾民间信仰人数最多与最普遍的一种信仰。

妈祖信仰。妈祖俗名林默娘，传说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福建莆田湄州岛。因出生弥月不哭，故名默娘。家里有兄弟姐妹7人，排行最小。自幼善游泳，心地善良，经常解救海上遇险渔民，颇受民众爱戴。28岁时，默娘因病去世，乡亲们为了纪念她，就在湄州岛立庙祭典，不久又在澎湖立像建庙，尊称为“天妃”、“圣妃”或“妈祖”。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妈祖也被供奉到台湾岛，尊称为“圣母”。清统一台湾时，施琅将军率部进驻澎湖天妃宫时，正逢盛夏缺水，战士饮水困难。次日清晨，战士发现天妃宫的井里有了水，且取之不尽，于是认为是妈祖显灵的结果。施琅统一台湾后，奏请康熙皇帝加封妈祖为“天后”，人们对妈祖的祭祀更加隆重了。此后，台湾兴建了许多妈祖庙，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383座。其中以北港的朝天宫香火最为旺盛，每年都会举行北港妈祖绕境巡行的盛大庆典活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信奉妈祖的善男信女，便纷纷从全台各地涌入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掀起盛大的妈祖生日进香活动。

大甲妈祖回娘家是另一大型祭典活动。台中大甲天后宫，每年暮春三月必到北港天后宫探亲，与父母团聚，形成“大甲妈祖回娘家”的祭典活动。届时，全台数十万计的妈祖信徒，从各地赶到台中大甲镇汇合，障伴着妈祖神像步行到北港天后宫探亲。礼完结束后，又护驾返回大甲镇，来回往返300公里。

最隆重的活动则数妈祖信徒每年一次的回福建湄州岛的“割香”活动。届时，全台湾的妈祖信徒云集北港，推选出上千人的“进香团”，奉妈祖“金身”，乘船横渡台湾海峡到湄州“进香”，盛况空前。1920年前后，日本殖民统治者下令断绝海峡两岸海上交通，妈祖信徒才不得不改在北港遥祭。台湾光复后不久，海峡两岸又进入军事对峙时期，这一进香活动未能恢复。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民众才突破台湾当局的限制，开始了到福建湄州岛的进香活动。

城隍爷出巡。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台北霞海城隍爷诞辰日，有盛大的城隍爷出巡活动，俗称五月十三日大拜拜。台北霞海城隍爷是清代淡水厅的县城隍，于道光元年由福建同安奉请来台，其信徒众多，祭典活动盛大。城隍爷出巡时，先举行请神仪式，就是把城隍爷及配祀各神像请出，安放在神辇里，然后出发。出巡行列中有南北管乐队、舞狮队、信徒，加上参观民众，人员众多，盛况空前。

回乡谒祖祭。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位于台南学甲镇的慈济宫，都要举行规模宏大的上白礁谒祖祭典。一方面追怀大陆上的祖先；另一方面遥祭福建省同安县白礁乡的慈济宫祖庙。当年，追随郑成功来台的福建部属，为祈求沿途平安，特地从家乡白礁乡慈济宫请出保生大帝神像，希望能随行保架，将来再送回大陆故乡。他们来到学甲镇，建立了一座庙宇，供奉庇护他 们来台的保生大帝神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是保生大帝的生日，为让保生大帝有足够时间渡海回乡谒祖，所以提前四天，即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举行“上白礁祭祀”活动。这一祭典从郑成功来台到现在，连续300多年，从未间断，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饮水思源的精神。

祭孔大典。至圣先师孔子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地位相当特殊。孔子的思想与影像虽深植人心，但孔庙并不多见，每县市只有一座，与其他神明相较显得过少。孔子的祭典活动必须完全依照“释典之礼”，不得任意更动，民间也不可用其他方式庆祝孔子诞辰。台湾早期祭孔大典，分为春秋两季举行，后改在每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典礼开始时，首先以鸣炮为号，身穿各种古式礼服的祭祀人员就位，开始一系列完整的仪式，包括迎神、请祭文、初献、亚献、终献、撒馔、送神等，其中最特殊、最具魅力的是奏乐以乐佾舞。

中元节普渡。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中元节”，又名“盂兰节”、鬼节，是台湾民间祭奠祖先之魂的日子，也是道教与佛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台湾乡村家家户户要杀猪宰羊，准备极为丰盛的酒肉祭品，祭拜祖先及阴间鬼魂，企望“普渡”众生与亡灵。每到这个节日，要点燃高高挂起的灯笼，以便指引回到阳间的鬼魂前来聚集。若是邀请水里的鬼魂，就得“放水灯”。台湾放水灯活动极为普遍，规模盛大，现在不再流行，只在基隆、新竹新埔和桃园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这一传统。祭奠方式与过去也有所不同，家家户户不再杀猪宰羊，而多以鲜花水果取代。

中西并存的宗教

台湾依法登记的、有组织活动的正式宗教有14种，即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大同教、天理教、理教、轩辕教、天帝教、天德教、一贯道、巴哈伊教（大同教）与真光教团等。

台湾开发早期，民间信仰主要是由大陆南部传入的一些宗教信仰。17世纪，荷兰与西班人相继占据台湾后，开始了西方的传教活动。至明清时期，台湾除对天主教与基督教有所限制外，其他宗教信仰不受限制，宗教活动得以发展。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与基督教开始在台湾传播。日本占领台湾后，采取了“独崇神道”、排斥“异端”的宗教政策。对回教，禁宰牛羊，禁从大陆聘阿訇；对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大肆驱逐其教徒，原有的传教士改由日本人控制；对道教，禁传禁信。与此同时，大搞“寺庙神升天”，焚毁神像，没收财产，宗教发展大受影响。

台湾光复后，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与发展。台湾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迅速，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的宗教。2001年9月，台湾“行政院”通过“宗教团体法”草案，将宗教团体明定为三大类，即寺院、宫庙与教会，宗教社会团体，宗教基金会。

台湾宗教门类繁多，依来源可分成三类。一是源于祖国大陆的中国传统宗教，如佛教、道教等；二是由外国传入的，如基督教、天主教等；三是台湾本地创立的，如轩辕教与天帝教。虽然各宗教来源不同，教义和教规也有很大差异，但基本上相互承认与尊重，较少发生宗教之间的冲突。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也出现许多新的宗教组织与派别，如新中华理教、新儒教、救世救、天宫教、真空教、存在教、科学人教、统一教与摩门教等。

道教。台湾的道教由大陆传入。在郑成功治台时，道教已以组织形式出现。1951年，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发起成立“台湾省道教会”，1968年7月正式成立所谓的“中华民国道教会”。道教府除设总会于台北外，还下设有台湾省、台北市与高雄市3个分会及各县市分会。到2000年，台湾道教寺庙8604个，道士33850人，信众455万人。道教属多神教，台湾道教宫观，有供奉三清玉皇、张天师、真武大帝、吕祖 等道教尊神为主的，也有供奉保生大帝、三山国王、开台圣王、开漳圣王等闽台民间神明的。

佛教。佛教在台湾已有400多年的历史。1949年，国民党控制的“中国佛教会”迁台，1950年2月依法登记，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台湾佛教寺庙林立，信徒众多。到2000年，正式统计的佛教寺庙为4010个，佛教职业人数为9304人，信徒367.5万人。台湾还有多个佛学院与刊物出版。其中，佛光协会与慈济公德会两个佛教组织在台湾最具影响力。佛光协会前身是佛光山寺，创建于1967年，1969年成立佛光山朝山会馆，1991年成立“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成立“国际佛光协会”。星云法师任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与世界佛徒友谊会名誉会长。目前佛光山除在台湾有几十个道场外，在全球也有50个道场。

慈济公德会由证严法师创立，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佛教团体，在世界各地设有分会组织。本会位于台湾花莲县新城乡，主要从事慈善事业，相继建立了慈济医院、慈济护士专科学校与三个基金会，信众有300多万人。

回教。也称伊斯兰教。台湾回教由闽南传入。郑成功收台后，信仰穆斯林的士兵开始在台湾依照福建泉州清真寺兴建清真寺。日本统治时期，回教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打击，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国民党退台后，约有2万穆斯林到台。1950年，台湾“回教青年会”创建“文化清真寺”，成为回民诵经、礼拜与祈祷之地。台北市、桃园市与高雄市等地均设有清真寺，共计6座，有阿訇执掌传播教义，并举办阿拉拍文讲习班。到2000年，回教信徒为5.3万人，神职人员34人。

天主教。1619年，西班牙圣多明尼会派（Dominican）教父随西班牙侵略军进入台传教，天主教自此传入台湾。1952年，罗马教廷将驻华公使馆由香港迁台，并大量增建教堂，广收信徒。1976年，天主教在台湾正式成立“中国主教团”。台湾天主教有7个教区与澎湖、金马2个署理区。到2000年，有教堂1193个，神职人员693人，信徒30.4万人，外籍传教人士664人。其中，高雄教区的万金庄圣母无染原罪大教堂被教皇若望保罗二世敕封为“宗座圣殿”。天主教在台湾建有一座神学院，241所学校，22所医院（诊所），9个出版社。

基督教。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台湾后，于1627年雇佣荷兰改革宗教会教士来台传教，基督教由此传入台湾。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基督教各教派如卫理公会、浸信会、圣公会、神召会与长老会等先后迁台。到2000年，台湾基督教有教堂3857个，神职人员超过3000人，外籍传教士超过1000人，信徒59.3万人。设有神学院29所，各类学校62所，医疗机构29所，出版社78所。其分支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则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宗教团体。

轩辕教。1957年，由国民党老CC派成员王寒生发起创立。它以“继轩辕黄帝道统，恢复中国固有宗教”、“启发中华民族魂”为目的,以“尊天法祖”为信条，以“儒、墨、道三家同源”为理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以“光大民族文化，净化现实生活，提高精神生活境界”为实务。该教奉轩辕黄帝为宗主，传教所称“宗社”，信徒皈依称为“归宗”。总部设在台北市归绥街，称为“黄帝神宫”。到2000年，总计有21个宗社，教务人员150人，信徒15万人。

大同教。也称巴哈伊教或巴海大同教。1844年创建于波斯（今伊朗），1947年由大陆传入台湾，1970年完成社团法人登记。该教的基本教义是：宇宙间有一超自然造物主，人类一家，各宗教本质上同源，提倡“工作就是崇拜，服务就是祈祷”的生活原则。教务由信徒定期选举生产的数十个地方“灵使会”和台湾“总灵使会”负责。到2000年，外籍神职人员62位，信徒1.6万人。

天理教。由日本人中山美枝于1838年所创立，后流传于世界不少地区。该教信仰父母神欧诺弥格多，认为“父母神创造人类之目的，是要看人类过健康生活，而达到神人共乐之境界”。该教于1896年传入台湾，早期主要在台北、嘉义一带活动。日本投降后，教士多被遣返日本，教会活动长期处于停顿状态。1962年，日本传教士再度赴台恢复传教活动。1971年，在台湾正式成立“中国天理教总会”，但实权基本上仍掌握在日本教会手中。到2000年，该教布教所达150处，信徒2.4万人，外籍传教士32人。

理教。也称“在理教”。为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由明末进士杨来如创立。日据时，理教已正式在台湾开始传教，后一度停止活动。1950年，该教总领赵东书召集在台教徒复教，设总坛于台北，赵被推举为第22代“总领正提点大法师”。观世音菩萨为该教主神，以“王伦八德”为教义，“淫、盗、烟、妄、酒”为戒律，强调“性命双修，内功外果，循儒家教条为入世规范，参佛法道功为出世修程”。主要经典有《无字真经》、《参经》、《心经》、《金刚经》与《道德经》等。到2000年，传教场所131处，教职人员638人，信徒18.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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