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网“有一名智者和一名愚者结伴同行，在山谷中碰到了一大片锋利的荆棘，附近没有路可以绕开。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洪道想了想，说：“想办法烧掉那片荆棘。”
玄奘道：“烧掉荆棘，有可能伤害谷中的生灵，仁者所不为也。再说玩火者必自焚，焉知这把火不会烧到自己？”
“那就只有想办法找路了。实在找不到就只能绕行，虽然附近没有路，但是绕远一些，总可以的。”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玄奘的脸上露出暖暖的微笑，“那智者也是这么想的，他先是蹲下身子，认真寻找通过这片荆棘的最佳路线，希望能尽量不被这些锋利的倒刺挂伤。可是苦苦寻找了半天，智者终于得出了结论：‘算了，这里根本就没有路，不可能过去的。只能先退回去，看看能不能从别的方向绕过去。’”
洪道点头：“这是最聪明的做法。”
“最聪明的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玄奘道，“正当那智者回过头，想把自己的结论告诉同伴时，却发现愚者已经在荆棘的那一边了。”
这情节翻转得可有点厉害，洪道忍不住“咦”了一声，惊奇地看着师父。
看着天真的弟子，玄奘不禁抿嘴一笑：“你想知道愚者是怎么过去的吗？”
洪道立刻点头。
玄奘道：“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就抬腿大踏步地穿过了荆棘丛。虽然他的腿上已是鲜血淋漓，但是这片荆棘很快就被他甩在了身后。”
说到这里，他对着一脸懵的弟子微微一笑：“你看，有的时候，正确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洪道愣了半天神，方才说道：“可是，他也弄伤了自己，这算不上是一个好办法。”
“是的，所以他是个愚者。”玄奘平静地说道，“你觉得这不是个好办法，是因为他为了达到目标付出了代价。但是不想付出代价的智者，也没有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荆棘挡住，永远无法到达他想去的地方。”
“可是，他不是已经决定绕路了吗？就算远一些，但是胜在安全啊。”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绕路就一定是安全的呢？”玄奘反问道，“这个世间原本就是荆棘密布，他很有可能在绕路之后再次碰到荆棘丛，可能还不止一处，那时他该怎么办呢？继续绕吗？即使没有荆棘，若是遇到雪山、沙漠、沼泽，他又该如何是好？再说人命如露，绕路所花费的时间难道就不是代价了吗？单是这个代价恐怕就不比直接走过去来的少吧？”
洪道被这一连串的问题给弄懵了，许久，才轻轻呼出一口长气：“所以师父，你……”
玄奘点头道：“在这方面，我宁愿做一个愚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安全地达到我的目的。西行如此，东归如此，如今的译经弘法也是如此。
“我不是个喜欢玩命的人，只是有时候，我审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会觉得，面对荆棘，或许直接走过去真的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曾有过绝对的安全，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必须承担风险和代价。而那种摆在眼前的一目了然的风险和代价，往往是最微不足道的。”
“可是师父，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达目的地，难道就不可以回头吗？”
“可以啊。”玄奘看着弟子，温和地说道，“你现在就可以回头。”
“我才不呢！”洪道展颜一笑，“师父都不怕，我怕什么？我做定你的弟子了！”
数日后，二十三岁的尉迟洪道在大慈恩寺正式举行了剃度之仪，受沙弥戒，法号窥基。
没过多久，李治又下了一道特旨，度沙弥窥基为大僧，受具足戒，入慈恩寺译场协助玄奘译经。
对窥基来说，译经是一种新鲜的学习方式，从以前较为单纯的记诵、理解，发展为深入探讨，析疑发微。他创意留心，切问近思，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有系统的见解。
与此同时，在慧日寺中，阿地瞿多的秘密类经典集《陀罗尼集经》也已经翻译完成，从慈恩译场派过去的彦悰、玄楷等人陆续回寺，说起阿地瞿多大师和他的秘密类经典，他们似乎都很兴奋。
《陀罗尼集经》的法门大体上是以“咒印”为主要内容，以祈求出世间的各种功德为果利。就玄奘所译的弥勒、龙树、无著等人的论著中的思想而论，所谓陀罗尼法门也是大乘菩萨必修的学行之一，只不过其间充满了神秘氛围罢了。
因此，阿地瞿多对秘密经典的传译，也对玄奘产生了一定影响——九月，翻译完《俱舍论》和《顺正理论》之后，玄奘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连续翻译了多种陀罗尼，其中包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一卷，《八名普密陀罗尼经》一卷，《显无边国土功德经》一卷，《胜幢臂印陀罗尼经》一卷，《持世陀罗尼经》一卷。
从经文的内容上看，它们与《金刚大道场经》属于同一系统。
慈恩寺中陆续又来了许多外国僧侣，有来传法的，也有来求学的。
随着年末的临近，朝局变得越发波谲云诡，大约是受到这种紧张气氛的影响，官员们前来请求皈依和写经造像营造功德的事情又渐渐多了起来。
玄奘的生活越发繁忙，以至于连续两三个月都抽不出时间译经。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便到了永徽六年初。
就在上次来慈恩寺烧香后不过两个月，武昭仪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李贤。她的母亲杨老夫人带上珠宝去拜见长孙无忌，却被退了回来。显然，废立皇后之事，在长孙无忌这里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然而李治始终不肯死心，老臣们无法通融，他就在朝堂的其他人中寻求支持。
总有人愿意支持皇帝，特别是那些庶族出身的官员，比如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对他们来说，支持门阀思想浓厚的老臣系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切身的利益；相反，支持皇帝和同样庶族出身的武氏，却是他们走上晋升之路的最佳捷径。
李治甚至到玄奘这里来寻求支持——上次来慈恩寺烧香祈福时看到玄奘对长孙无忌等人并不是太买帐，反而对武昭仪的态度还算亲和，这使李治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玄奘是站在他这边的。
然而玄奘对此却是三缄其口，只说自己是个出家人，不宜对这种俗事说三道四。
玄奘的态度令李治很不满，他满怀希望地前来拉拢这位高僧，欲借用其强大的影响力来为自己所用。但玄奘却是个做事极有分寸的人，他拒绝加入长孙无忌的阵营，并不意味着就完全站在皇帝这边。平常在皇帝面前应酬几句自然没问题，但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却是寸步也不能让的。这一点，无论是在贞观朝还是永徽朝，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如今，皇帝竟然要他这个僧人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明确地表态、站队，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李治甚是不悦：“法师虽是个出家人，可既然身在红尘，又怎么可能逃避得了这红尘之事呢？况且法师译经还需仰仗朝廷的支持，如今朝廷有事，法师怕是也难置身事外吧？”
皇帝语气生硬，玄奘不可能听不出来，只得温言笑道：“陛下说的是。所以沙门才要努力译经弘法，以期为陛下祈福，为我大唐众生祈福啊。陛下，玄奘只是一介庸碌比丘，超出能力的事做不了，还请陛下见谅。”
说罢，敛身合十，长长一揖。
玄奘的柔软姿态令李治很是不满，却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悻悻而归。
回宫的路上，皇帝突然想起，以前贞观朝的那些故旧老臣多数是佛教徒，与玄奘往来频繁，他又怎会帮助自己与他们为敌呢？
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暗暗后悔，没事过来拉拢这个和尚做甚？就让他在这里译他的经，点缀一下升平不就完了吗？
但是既然来了，就不能不生气。自己身为皇帝，在舅舅那里碰一鼻子灰已经很没有面子了，想不到居然还要在一个僧人面前碰壁！
“大唐高僧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李治悻悻地想，“朕以前没有扶持旧学僧侣同你作对，完全是看先帝的面子。你却敬酒不吃吃罚酒，跟朕拿架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的确，当年做太子时，李治表现出的种种亲近玄奘的动作，大多是为讨得父皇的欢心；至于即位以后对玄奘多有尊崇，也不过是一种禀承前朝的惯性作用。
可是如今，他已经决定与贞观朝的元老旧臣们撕破脸皮争夺权力，就必须打破这种惯性。在他看来，这个僧人相当于前朝国师，与元老重臣们关系密切，必须小心防范才是。
玄奘早已看出，眼下的矛盾，绝非废不废皇后的问题，而是年轻的皇帝同前朝的元老重臣之间的矛盾。
往深里说，也是新兴的庶族贵族与传统的门阀贵族之间的矛盾。
最初李治是期望借助王皇后的舅父柳奭，与前朝的辅政重臣们相抗衡。但因皇后无子，柳奭遂争取到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三人的支持，立后宫刘氏所生的李忠为太子，将其过继于王皇后名下，以保固王皇后的地位。由于这三位大臣掌握朝政大权，因而在立太子时居于主导地位。李治遂于永徽二年七月，立李忠为皇太子。
但是，这也使得李治原先意图援引柳奭对抗贞观旧臣的想法落了空，于是他又开始另外培植许敬宗、李义府、崔玄义、王德俭等庶族出身的官员。虽然这些人在人品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对于眼下迫切地想要摆脱前朝辅政重臣的控制、夺得朝政主导权的皇帝来说，只要能为他所用的就是同盟，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而且，由于柳奭与元老重臣们的合作，也使李治对他失去了信任，从而有了废掉王皇后的想法。
而武昭仪则与李治联手合作，参与谋略，被李治视为盟友和谋士。再加上两人之间又确实有些感情，李治自然愿意立她为后。
玄奘看出了问题的所在，也知道皇帝来找他的用意，但他还是郑重地回绝了。
他不是不能参与政事，但他的参与一般都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要么有利于佛法的弘扬；要么有利于国家的安全；要么是出于本能的慈悲之心——他的信仰、他的国家、他的本心，这才是他最最看重的东西。也只有涉及到这三种情况，他才会积极参与政事，与此无关的他都会回避。
至于眼下的皇权与相权之争，参与的人往往义愤填膺，认为这涉及到某种正义。有人大骂长孙无忌等人窃弄权术、飞扬跋扈，全不将皇帝放在眼里，于是坚决地站在皇帝一边，以示正统；也有人认为，皇帝打算废弃先帝为他娶的媳妇，而立自己的庶母为后，这是严重的不孝和不伦，从而站在长孙太尉这一边，以示尊礼。
两边都有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上的价值观和正义观，都有圣人之言做依据，于是也便有了自认为的“高尚”和“不高尚”的分别。再加上利益的牵扯，自然争斗不休。
可惜玄奘不是儒生，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标签。在他看来，政治就是一盘大棋，所有下棋的人都是以胜利为目标，一旦参与其中，就很难再保有公允之心。在这种情况下，要评价个是非对错，评价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实在是一件既滑稽又无聊的事情。两边都不是什么善类，也都不是他这个僧人能够招惹得起的。
身为世外之人，玄奘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旁观者，被命运的激流裹挟着，就像在大浪中不断翻滚的沙粒和碎石。
此时此刻的他不会想到，他已经被当今皇帝归入到了政敌的一方。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初，李治突然下敕，要玄奘协助史官们编撰《西域图志》，译经之事暂缓。
听到这道诏令，玄奘只觉得胸口一滞，仿佛全身的血液都被冷凝住了，面色也变得苍白如纸。
自他回国以来，朝廷就经常派人来向他咨询西域及印度各国的问题，对此他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像今日这般，被皇帝明确下诏停止译经，却还是头一回。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他甚至没有时间去做周密的思考，几乎完全是凭着本能接过了诏书。
他不接又能如何呢？皇帝只是说了“暂缓译经”，并没有发出解散译场的诏令，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在此之前，玄奘一直以为自己对政教间的微妙关系，对朝廷与皇室间的人脉联络，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在任何险恶的情况下，都能凭借智慧和经验，使局面朝着有利于佛门的方向转变。
然而这一回，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不错，他的西行获得了成功，他从佛国取回了大量经典。但是这些经典能不能翻译和流通，竟然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而这个年轻的皇帝自始至终都不曾真正信任过他。他尊崇他，也提防他，明知道他只是个僧人。
如今，皇帝的做法更是让他感觉到明显的敌意，一股浓浓的受挫感从心头升起，只觉得眼前一片迷茫，甚至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一局棋。
但是不管怎样，他都决定不再硬抗，他选择接诏，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
太宗皇帝驾崩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由宫廷进入民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以至于被广泛传抄。虽然大唐在经略西域的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多数百姓对西域的情况依然了解不多，对广袤的西域大地更是充满无限的神秘感。《大唐西域记》满足了人们猎奇的需求，将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众人面前。
这也使得玄奘在民间的威望越来越高，佛门“俗讲”开始在各大寺院出现并盛行，百姓们礼佛诵经，一些儒生学者则热衷于结交佛友、清谈佛理，并将此视为风雅乐事，佛教开始全面影响唐人的生活。
来唐的外国人对玄奘也极为钦敬，在他们看来，玄奘为济度天下苍生，不惜冒死求法，此为大勇；在异国研学佛法，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此为大智。一时间，玄奘仿佛成了大唐的具体象征，“大唐三藏”的名号响彻四方。
玄奘的威望之高引起了李治的警惕和不安，这个僧人看似柔软谦和，实则绵里藏针。他在面对帝王时礼节周到、举止谦卑，让人挑不出半点儿毛病。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又寸步不让，且始终有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贵气和傲气。这种亦柔亦刚的性格当初就曾让李世民大伤脑筋，如今的李治更是对此充满戒心。
且不说玄奘当年曾有过“冒越宪章，私自出关”的前科，就是现在这个帝相之争的敏感时期，他也不肯向皇帝表示出更多的忠诚。
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李治最终决定，采取一些温和的方式来消减这个高僧的威望。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暂停玄奘的译经活动。
而《西域图志》的编撰算是一个现成的借口。
大唐重视外交，犹重西域。兵部设有职方郎中员外郎一职，专管天下地图，包括外国的在内。地图三年一造，保证其时效性。鸿胪寺在招待外国来使的同时，也会顺便询问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而军队在外打了胜仗后，朝廷也会派人到这些国家去调查风俗物产，写成书、画成图，进奉皇帝。
永徽年间，随着西突厥的衰弱，唐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睹货逻、康国、安国、波斯、佉沙、于阗等西域诸国纷纷开始向唐王朝靠拢。
这也使李治认识到经略西域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组织人手，在隋朝裴矩本《西域图记》的基础上重新编撰新的《西域图志》。而玄奘因为对西域的了解，也被下诏参与。
玄奘认真对待了这件事，尽自己所能帮助史官收集资料，他的博学多才和温良谦逊的性格很快便赢得了史官们的敬重和赞叹，他们在他面前以“弟子”自称，也都愿意在闲暇之余听这位高僧讲经说法，不管信还是不信，都听得津津有味。
编书之余，玄奘仍在大慈恩寺讲学传经，教授弟子。
年轻的窥基沉不住气，常常询问师父何时才能重开译场，玄奘总是不动声色地回答：“莫急，圣上会有安排的。”
其实玄奘心里比弟子更急，他很清楚，那些经典若是不抓紧时间翻译出来，以后是否还有机缘问世，都是个问题。
但急是没有用的，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劝说皇帝让他重启译场。
然而他却不知，此时皇帝脑子里想的，与他完全就是两个方向。
五月，一部三卷本的因明著作突然在朝野上下传播开来，还附有一张一丈见方的大图，合称《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对玄奘翻译的因明学理论提出破义，并在此书序言中公然向玄奘质疑，指名要三藏出来辩难释疑。
此书的作者是一名儒家官员，名叫吕才，官至尚药奉御。据说，此人年少时即聪明多能，通晓天文、地理、医药、制图、军事、历史、文学、哲学、乐律乃至五行、龟蓍、历算、象戏等多种学问，且大都有专门的著作和创造。
吕才尤其擅长音律，曾制作了十二支管乐器，名唤“尺八”，又称“箫管”，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当时的侍中王圭、魏徵等人闻之，皆称盛不止。贞观三年，中书令温彦博向李世民举荐此人，李世民立即将其诏入弘文馆中，任大学士，参论乐事。
贞观七年，李世民为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敕令吕才将《秦王破阵乐》的武戏改编成文戏《七德舞》，并擢封吕才为太常博士。
这是一个多能才子，以学识渊博闻名于公卿之间，其对新鲜知识的敏感和热爱自非常人可及，又有着极其强大的自研能力。这样的一个人，会去研究因明并写出有质量的注疏，自然毫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了玄奘！
其实，早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就已随佛教传入中原。不过当时只有零星的一点古因明论著被翻译过来，由于缺乏系统性，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因而，那时的因明一直是一门冷僻的学问。
玄奘从印度归国时，带回的专门讲述因明的著作就有三十六部，他有选择地翻译了其中两部：贞观二十一年译出陈那门人商羯罗主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译出陈那本人的早期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
这两部著作言简意赅、奥义幽微。玄奘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为译场众僧做了详细讲解，很快便在长安的义学僧侣中引起轰动。
因明与逻辑类似，却比逻辑更加严谨。与其它方法论相比，因明的链条更可靠，更不易被推翻。也正因为如此，当初古因明传入汉地，采取的都是师徒相授，乃至密授的方式，以防其它学派偷学了去，影响本宗。
然而自从玄奘回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玄奘一直将学问看作是众生都该共享的福报，从未有过密授之类的想法。不仅翻译时就为译场众僧开讲，随后更将这门学问直接推入讲肆之中，突破了佛门的局限，允许其成为僧俗俱研的一门学科，使得因明的研究极一时之盛。
玄奘的译场虽是以翻译为主，但同时也是他授徒讲学的场所。在这里，每天都有新的论著被翻译出来，其中有很多是中原地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翻译之余，那些助译听习的僧人们往往趁热打铁，当天便围绕着新译出的论著展开学习、讨论和研究，这使得玄奘译场成为整个大唐佛教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跃的义学场所。
玄奘本人从未想过要写什么东西，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从译场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便将自己全部身心都贯注于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之中，贯注于每日的讲学之中。
不过，玄奘自己虽不写书，却不反对其他人依照他的口义去写书，并且贯上人家的名字。凡夫皆有好名之心，即使是出家的僧人也难以免俗。他们听到玄奘的口义和讲解，随时记录下来，依照各自的发挥竞相造疏作注，阐发心得。对此，玄奘不仅毫不介意，反而认为，这也是对佛法的一种宣扬。
贞观末期，随着“因明”二论的翻译完成，造疏之风也达到了极盛，兴起了一股“译寮僧伍、竞造文疏”之风。据有心人统计，前后竟有五十多家义疏问世，一时蔚为壮观。
当然，注疏多了，难免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何况很多僧人为标榜才学，抢在他人前头，往往刚听习了一两次就匆匆忙忙地出疏作注，其内容虽说是依据玄奘的讲解，也难免会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由于他们并不都是唯识学者，而是各有所学、各有所好，于因明方面自然也是理解各异。再加上听习的时间有长有短，以及各人想法的不同，于是便常有激烈的论战发生。
对于这种论战，玄奘本人也极少过问。一来他确实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二来在他看来，就连佛法都需要在思辩中才能为人们所深入了解，从而发扬光大，更不要说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因明了。
在这些因明义疏当中，最初是以神泰法师、靖迈法师、明觉法师这三家所造的疏最为著名；接着又有文备法师、文轨法师、璧公等人紧随其后；再后来又有净眼、灵隽、胜庄、顺憬、玄范等疏。此外，普光法师还著有一部《对面三藏记》，意思是三藏与我面对面，号称记录下的是最完整的三藏口义。
吕才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主要依据的是玄奘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和神泰、靖迈、明觉这三位法师所著义疏而做的立破之论。如果说，除了作者身份和著作本身的图文并茂外，还有什么其它方面的与众不同，那便是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檄文般的战斗性。
玄奘是从弟子窥基手中拿到这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刚刚读了个序言，就被文中充满挑战性的语气惊到了。
文章的开头以太极起笔，从道家写到儒家，再写佛法东传，深沐皇恩。以吕才儒生官员的身份，这些语言到此还算正常。
然后写到玄奘，用词也是非常客气，称他为“当今之能仁也”，“能仁”是释迦牟尼的汉译，吕才这是把玄奘比作佛陀了，又说他“聪慧夙成，该览宏赡。德行纯粹，律业翘勤。实三宝之栋梁，四众之纲纪。”并简述了他取经求法的经历，字里行间是相当的推崇。
然后说到正题《因明论》——
“这部因明论，是三藏从天竺获得的梵本之一，道理上包括了佛门三乘，总括了各种修行的法门。其篇幅虽然简短，说理却十分弘大；文字虽然不多，意义却极为精妙。学习它的人，究极一生都难以窥其奥妙；即使只是随便看看，没个数载光阴恐怕也难有所了解。正因为它是众妙之门，所以三藏首先将它翻译了出来。”
“三藏门下有神泰、靖迈、明觉三位法师，都是聪明博学之人。平素里博览群经，多有通悟。又一直在三藏身边受业，追赴他的法筵，执卷承旨，蒙他亲自教导，指点迷津。三藏本身就是一位善于宣法的大德，那些奥妙幽深的法理都传给了他的弟子。神泰法师等人便依据三藏所宣讲的内容，各自记录下来，做了义疏。这些义疏如今虽已流通于世，然而无缘之人，大多没有看到过。
“三藏门下还有一位栖玄法师，乃是我的幼时老友。他家境贫寒却极具才华，曾隐遁嵩岳三十余载，在京城出任过官职，也曾曲睠于穷巷之中苦读。尽管如此，却依然有着很好的节操、戒行和学问，特别是在佛法方面，极为精深。而我见老友清苦，甚是同情，便常常劝说于他，有时也会与其对拆些佛法问题。由于我二人儒释身份的不同，以至信仰有别、行为各异，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争执，于是言戏之间，便起了是非。
“栖玄法师曾这样对我说：‘虽然你很博学，宣称学无不通，闻一知十。无论是六经、百氏、阴阳、律吕，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听说你平生从未读过《太玄经》，诏问之间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弄明白了；从来没看过象戏，试着学了十余天就做得很好了。以你的有限之心来穿凿那些世俗外典，当然难不倒你。但是佛法玄妙，可不像太玄、象戏之类的可以逢事穿凿，即使强学推寻，也难免隔靴搔痒，难得真理。你怎么可以随意对佛法大发议论，并且用来讥笑于我呢？’
“后来三藏翻译了《因明论》后，栖玄法师觉得这门学问义趣幽隐，就将新论抄写了一份赠送予我，并且附上一封书信，称：此论极难，文理幽深玄妙，世间有多少聪明博识之人，听了之后多不能解。你若能通达其间，那时才可真正称得上是内外俱悉了。
“那时因明刚刚传到中原，而我以前确实从未见过这门学问。但我耻于被试而不知，于是强行披阅，反复再三地探其深义，终于大概了解了一些内容。后来又借到神泰等三位法师的义疏，更加深究研习。
“然而这时我却发现，三位法师所作的义疏，虽然也称得上是议论丰富、文理会通，但是所持观点竟然不同，中间有很多差异和自相矛盾之处。我想既然都是玄奘法师的弟子，都在三藏座下听经，怎么可以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见解呢？既然连你们自己都不能统一意见，先争执了起来，那就不要怪外人前来侮辱、窥探乃至测试了。
“当年佛陀演说法音之时，也曾允许各类众生都来听讲，并且形成自己的理解。应该不会单单把在家人排除在众生之外吧？所以在下不才，就在公务之余，对三位法师的义疏做了批注，认为有道理的就加以论证，成立其说；有疑问的，就拿出来加以驳斥。共分为三卷，称为《立破注解》。这其中用黑墨书写的，是三藏翻译的《因明论》文本；用红笔批注的，是神泰等三位法师的义疏疏文；下方用黑墨书写的，是我吕才的新撰，用来评判诸位法师的文义。总共列出了四十余条，都是大的方面，至于小的方面的问题就不一一罗列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些文理方面不易表述的，额外画了一张大图，以便相互比较。
“这因明既然是一门新的学问，僧侣以外无人能解，我自然也没有地方道听途说。如果说是生而知之，那肯定不是我吕才能够做到的；但要说做学问做到不用再请益师长，勉强算是能传递衣钵；若再能闻一知十，方可称为贤德。况且这门学问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又没有老师讲解，注解也不可能做到毫无暇疵。
“但是我又听说，当年雪山夜叉讲生灭法的时候，那些丘井野兽都赞叹不已，说这是从未听过的妙法啊！可见只要是合理的，哪怕是夜叉讲法，也能得到天仙的皈敬。我吕才的注释，也是如此。
“法师们若是能够摒弃那种疑神疑鬼的微陋思想，只思考词句间的法味，择善而从，不去区分僧侣和俗人，这样如来之道才能有更多的人弘扬啊。
“可是你们这些法师，必定是心中还有人与我、是与非的观念。所以，我今日就打算将两种观念结合起来，并且准备拿这个去质询于三藏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