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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智慧的艺术

两千多年前,两位流浪者最终影响了30亿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力量。

公元前6世纪,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中出现了专门以传授知识和思想为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时,一位流浪政治家从黄河边走来,进入了历史的视界。他周游各国,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为人处世之道。他就是孔子,天生具有民本思想,到处推广仁义礼智信的人。他敞开课堂,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交纳十条肉脯的见面礼,就可以入学。他先后招收弟子3000多人,这些人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与传承的主要枝干。

几乎与此同时,在恒河流域的一棵菩提树下,一位流浪思想家正盘腿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他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悉达多,也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据说,在他冥想悟道的过程中,曾受到魔罗及他的三个女儿的诱惑。那三个女儿长相迷人,却分别代表无知、贪欲和憎恨。悉达多战胜了她们,表示他已经克服人性之中最难以克服的三大弱点,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他也领悟,只有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才是追求智慧的基本条件。

智者总是孤独的。两位流浪者在短暂的人生舞台上,各自上演着思考者的独角戏。这是一种没有回声的孤独,他们为自己而苦,也为人间而思。

在一次次沮丧、失意、不被理解、难以沟通的宣讲中,在寒冷、酷热、漫长得无以复加的长路上,他们不屈不挠地向学生和民众讲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的思想像野草的种子一样,随风飘荡,有的落地生根,艰难地生长;有的则烟消云散,不知所终。当时没有人能相信,就是这两位流浪者的智慧,最终奠定了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石。他们的基本思想和理念,至今渗透在东方人的言行中。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轴;释迦牟尼的佛教成为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之一,成为东方智慧的一处源头。

历史的大河滔滔流淌,不舍昼夜,在求索真理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水乳交融,最终融为一体。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也许比西方纪元还早。

佛陀微笑着走进中土,大度地改变自己,诚恳地包容他人,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根支柱,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架构。

后来,她的一些节日成了全民的快乐,她的特定语言成了全民的语言,她的某些观念,成为国民集体意识的一泓清泉。

中国佛教尤其强调包容。倡导慈善亲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挚诚简朴,珍惜百物,看重因果等等。

佛教的高僧把中国佛教立为“二科”。一科针对“尘世”中的信徒,要求必具“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这是标准的儒家政治伦理;另一科是“出家修道”,在礼制上与世俗社会不同,但在“协契皇极,大庇生民”,则与“处王侯之位”者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佛教的出世主义被解释为,在具体的政治形式、善恶是非上应当超越,而在涉及国家纲常、生民存亡上,决不含糊。所以才有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才有栖霞寺在南京大屠杀中解救数万民众的义举。

什么是人间佛教?为什么会提出人间佛教?

在人们印象中,佛教一直是出世的、消极的和不关心现实社会的。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乱象迭生,宗教界也出现了一片混乱与迷茫。太虚大师就在这时提出了佛教改革,主张自觉适应近代社会需要,“从山林回归人间”。

太虚1890年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的一户中产人家,1岁时做泥水匠的父亲病逝。5岁时年轻的寡母再嫁他乡,他由外祖母抚育成人。他少时怯弱内向,16岁出家,学佛读经思维敏锐,记忆力和悟解力出众,常被老法师们赞为法器。在20世纪30年代初,太虚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概念。“人间”一词包括地球全人类。“人间佛教”不是希望人们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做和尚,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中,人生佛教是其中心。他认为,佛教不应只关心死后的问题,应多注意现实的人生。他说:“人生,不论古今中外的宗教贤哲,总是教人为善,与人为善,向上进步以养成完美的人格,增益人类共同的生活,以求安乐、和平。佛教于充实人生道德,极为注重,人生佛教尤以此为基本。”

以此为指导,太虚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或启迪民众,或周游列国,为国家民族鼓与呼,成为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

太虚大师,星云大师,一脉相承。

“人间佛教,就是拥抱众生。”星云身体力行地继承、光大了太虚的理念。

星云大师用他自己直率雅致的方式,给人们讲述了一个生命本质的故事:

一位高僧大德的长者,踽踽独行于一条最艰辛的山路上,攀登了一座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山,如今站在山顶,他向问询的年轻人回答一路上来的心境:

“是一步一步往上爬的,不是一步登天的。”

爬到山顶,回首自己的脚印却是:“动容扬古道,处处无踪迹。”

凤凰卫视与星云大师结缘竟也是佛陀的引领:

2002年2月22日至3月31日,中国政府以“星云牵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十六字授权,星云联合台湾佛教界共同达成恭请西安法门寺佛指真身舍利来台供奉协议。凤凰卫视经过重重协调,对此项盛举同步转播,以“一月印三江,雷音震两岸”的专题报道,使千载难逢的盛事唱响于海峡两岸。海内外众多华人同胞得以一饱眼福,同沾法乳滋养。星云大师与刘长乐相识结缘。

佛经描述释迦牟尼佛的气度与教化众生的风范时,常以凤凰王来形容。《大宝积经·清净陀罗尼品》说:“佛没密迹力士宫殿。犹凤凰王还住灵鹫山。”《度世品经》说:“树心一切智,坚住足飞行,如鸟独游行,慈愍为明曜。教化如凤凰,众生无能逮,拔度生死海,立志上泥洹。”描绘出佛陀的一种和美宽阔的气质与光彩。

凤讲和美,佛讲大爱。

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星云大师与长乐先生的共同体会是:佛教文化是超越政治、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是连接全球华人的一座桥梁。

2007年是佛光山开山40周年,适逢星云大师八十高寿,他宣布“封人”,即所谓的“闭关”。自许80岁以后的人生仍要多为佛教、大众做事,将不再有公开演讲,把更多时间用在阅读、写作上。

“封人”之前,大师前往欧洲进行一个月的“弘法之旅”,在梵蒂冈与教宗会面,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演讲“融合与和平”,听众超过千人。2006年12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四场佛学讲演,听众更是多达四万。在中山大学为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录制的演讲《般若的智慧》,被称为“收山”之作。

带着崇敬的心情,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于2007年元月前往佛光山,与星云大师进行了几次对话。

冬日佛光山,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苍林掩映着庙宇,盈盈檀香和潺潺溪水,袅袅梵音和曚曚天光,交织在一块人间净土中。

星云大师与长乐先生相向而坐。人们看到两位的相貌,皆叹“与佛有缘”。

身着袈裟的星云大师办报、办杂志、办电视台,堪称“媒体中人”。一袭中式衣衫的刘长乐由于对佛教文化的推崇和热心,亦算与佛有缘。

二位智者,各具视野,款款道来,已见包容。

谈中华文化,谈人生履历,谈生死意义,谈现代管理……其中的核心,就是“包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智慧的典籍,浩荡如烟海,但仔细想想,“包容”二字堪已囊括。包容修的是心,包容炼的是心,心一点一点扩大,大到能包太虚,能盛宇宙。如果说做人、成功要靠智慧,包容就是智慧的艺术。

一位被尊称为“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女性无意中的一句话刺痛了我们。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铁娘子”的本意是批驳“中国威胁论”,却在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真正的大国,不仅仅是靠给世界贡献多少GDP,它还必须在文化、思想、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力量。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能够影响世界的价值观呢?

包容的哲学,和谐的目标,就是我们贡献给当今世界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

“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

佛家讲究众生之和,道家讲究天地之和,儒家讲究人伦之和。其中佛教之“和”,更是经典。佛教十善,以不杀为首;佛教五戒,列戒杀第一。作为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三大宗教之一,它要求对所有生命个体都采取慈悲有加的态度,强调众生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佛,反对所谓“先进”文化征服“落后”文化,反对以文化信仰名义动用暴力。

毕加索用和平鸽和橄榄枝精妙地概括到达和平的途径。

中国人用“包容”含蓄地指明实现和平的方法。

包容有五个层次:

——兼容。异中求同,同中容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交流。加深理解,消除误解,取得谅解,增进共识。

——对话。尊重差异,不唯我独尊,不制造麻烦,不加剧对抗。

——共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进步。要进步而不要倒退。

当年,清王朝强行在汉族中推行满族服饰,引起了激烈的对抗,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苛与血腥。但是,百年过后,汉满服饰的融合,造就了美丽典雅的旗袍。惨烈的血色之花结出了线条柔美的果实。

同理,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与交流必然会给我们许多陌生,许多痛苦,许多难以忍受的观点、方法和态度,但是,当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去容忍或接纳时,结果总会出人意料。回首东西文化冲突与磨合的历程,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每一种生存都有生存的道理,我们感谢赞同我们的人,也敬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是镜子和鞭子,让我们发现自己脸上的灰尘,鞭去我们身上的惰性,激发我们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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