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佛学院创始人(闽南佛学院院长是谁)

贾题韬有哪些著作
《象棋指归》,他曾与密悟格西(格西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学位名,相当于汉地大学的博士学位)共译《正理一谛论》、《辨了不了义论》、《入中论》等藏传佛教典籍;所作《禅悦》一诗在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上发表;《象棋论坛》;《象棋残局新论 》、《论开悟》、《坛经纵横谈》等等。
四川禅林自唐以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马祖道一、圭峰宗密、德山宣鉴、圆悟克勤、破山海明以及苏东坡居士等人,均为法门龙象。故佛学界素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言蜀者亦不可不知禅”之语。�
历史发展到近代,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输入,古老的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寺院和僧侣屡受冲击和限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适应时代的要求,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居士佛教蓬勃兴起,稳定了佛教的文化阵地,形成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而四川居士禅者在近现代居士佛教中,尤其引人注目。本文所叙述的贾题韬居士塌或带团芦,就是当代四川禅林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贾题韬先生号玄非,法名定密,清宣统元年(1909)出身于山西省洪洞县赵城一个富农家庭。少年时期在故乡读小学。十三岁(1922年)考入太原第一中学。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不久,流风所及,学校民主风潮迭起,上课不正规,文娱体育活动却很活跃,学生尤热衷于象棋斗技。贾题韬聪颖好学,课余亦喜对弈。�
民国十四年(1925)11月,山西省青年象棋比赛在太原举行。甫满十六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贾题韬是上百名青年选手中最年幼者。他斩关夺隘,以全胜战绩荣获冠军,名震华北。�
民国十六年(1927)9月,贾题韬考入设在太原的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开学不久,他患了重病,病得非常厉害。病中,他思索了许许多多的人生问题,不得要领,思想十分苦闷。一天,他无意间接触到一本介绍佛教中观思想的书,里面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皆由因缘而生,亦皆由因缘而灭。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心理上得到解脱。不久,病亦霍然而愈,于是对佛教产生了信仰。�
民国二十年(1931)9月,贾题韬毕业,留校任教,讲授逻辑学,后又兼任山西省教育厅秘书。由于教学关系,他开始研究法相唯识学方面的著作,逐渐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念佛吃素,专修净士。�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能海法师(1879-1967年)莅临太原弘法,讲授《菩提道次第论》及西藏佛教中观学说。二十六岁的贾题韬每会必到,风雨无阻。虽然他本着法相唯识的观点,对法师所讲的颇有怀疑;但对法师持戒精严的高风卓节十分景仰,遂皈依之。此后,他一直醉心于法相唯识的研究,旁及禅净诸宗和西藏密宗。先生治学自具见地,不苟同于人,惟对欧阳竟无大师(1871-1943后)十分崇拜。�
贾题韬自幼体弱多病,研习法相唯识既久,颇感名相繁琐,无益身心受用。其时校中有一专治禅学的教授名陈梦桐,劝他读《楞严经》。当其诵至“七处征心”一段,恍然若有所悟。告之于陈,陈又令读明代瞿汝稷撰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指月录》。该书为儒者谈禅之作,既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载,亦能启发人的智慧。当贾题韬读至书末《径山宗杲语要》时,深感句句亲切,不啻耳提面命,如醍醐灌顶,甘露滋心,积疑顿释,庆快平生。自此始知有宗门向上事。�
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山西大学南迁西安。二十八岁的贾题韬年轻气盛,激于民族大义,乃离开母校,回到故乡,毁家纾难,散财招兵,将其同事和学生组成了一个二、三百人的抗日游击队,团基转 战于临汾、霍县一带。但由于他们孤军奋战,没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又得不到后勤补给,无法维持下去,只得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部的整编,贾题韬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兼第六保安区中校军法官。�
民国二十七年(1938)12月,贾题韬因病弱之躯无法适应抗日前线的紧张战斗生活,不得已西迁至大后方成都,先后在蜀华中学(今成都十四中)、成都县中(今成都七中)、华阳县中(今成都人民南路中学)、石室中学(今成都四中)任教。当时能海法师住持成都南郊近慈寺,贾题韬遂随法师研习《大威德生圆次第》,并于寺中得便阅读唯识、天台、华严诸宗典籍,然终以禅宗为主。�
抗日战争时期,藏传佛教中观学说和密宗传入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内地不少唯识学者也不自信,从而附益其说。贾题韬年轻气盛,对成都所谓“中观家”破唯识颇不服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屡屡跟他们辩论,从而赢得了“唯识家”的称号。�
民国二十九年(1940)11月,“中国棋王”谢侠逊为抗日募捐来成都举行义赛。三十一岁的贾题韬以患疟疾之身,与谢氏大战三日,共十七局,贾氏多胜二局,战败棋王。�
四十年代初期,成都有一老篾翁名赵升桥,丹道精奥,时人谓之真仙。其功行非丹经所载,而为丹经所证。贾题韬遂拜其为师,渐入堂奥,谓曰:“丹道之极,其为性乎,此乃宗门之始唱也。”�
贾题韬学佛,不抱门户之见,广学遍参,又卓然树立,不落依傍。他曾说:“中观未必高于唯识,禅宗亦不必拙于密教。佛教乃富有积极精神之宗教,其慈悲为人的崇高教义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方能充分体现。”“中观思想与禅宗的关系非常密切,……中观的破,实际上就是禅宗的棒喝。”他每以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菩萨别创菩萨僧团之宏愿未申,视为佛教之一大憾事!他十分赞同太虚法师(1889-1947年)改革僧伽制度,实现人间净土的主张。他曾说:“开悟便是点燃了生命的火炬,慈悲便是生命的光芒,舍己为人便是涅盘。几百年来,由于佛教本身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佛教之趋势,态度是消极的,教理是枯燥的,活动是呆板的,总之,对社会的贡献太少了。一些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品质低劣,僧律废弛,禅讲不兴,学修之风,江河日下,唱的却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高调,实际上是把释迦牟尼佛原来积极为人的精神丧失殆尽。”“一个人要普度众生,自然会爱他的人民,爱他的组织,爱他的国家。大乘佛法是人间佛法,那是不能离开世间的。”�
民国三十年(1941),贾题韬所著《象棋指归》出版,深受象棋爱好者的欢迎,后来被新加坡象棋学会列为“古今象棋十大名著”之一。�
在中国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中)上,棋艺高手可谓英才辈出,代不乏人。大家熟知的“棋逢敌手”这一成语,就来源于晚唐一位名叫释尚颜的僧人怀念好友陆龟蒙处士诗中的一句——“事厄伤心否,棋逢敌手无?”(见《唐诗纪事·卷七十七》稍后,赵宋僧人释普济所撰《五灯会元·卷十九·台州护国此庵景元禅师》一文中,亦有“棋逢敌手难藏行,诗到重吟始见工”之句。唐宋时期,棋风大盛,上至宫庭朱门,下至僧道俗人,一时皆受波及。棋道贵“活法”,禅门参“活句”,二者虽殊途,志趣却同归。弈棋相斗在于“智”,往返诘难亦在于“智”。一局象棋大战仿佛是一堂佛家的辩论法会,无论是善战,还是善辩,都是意志和智慧相结合的一场竞赛,胜负的关键全在于“灵巧”和“达识”。所以,棋也好,禅也好,唯有凭藉明眼人的悟性,依靠智慧和意志的力量,方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确,面对棋局,有多少人不知所措;投身佛门,又有多少人不识自性!因此,明心悟通之理,并不只限于佛门,亦适用于棋道。�
贾题韬先生方正睿悟,学识广博精深,辩才敏雅,驰名四川学术界。四十年代先后被聘为光华大学(今西南财经大学)、成华大学(今成都大学)、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当时西迁成都)副教授、教授,讲授逻辑学及道家哲学。同时,他还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议。先生常说:“佛法欲发展,必先清除元明以来禅宗之积弊,戒律与教理并重,始能契机契理适应时代之要求。”�
民国三十二年(1943),贾题韬与袁焕仙(1887-1966年,当今佛教大德南怀瑾之师)、朱之洪(1871-1951年,辛亥革命元老,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懋辛(1886-1965年,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川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萧静轩(生卒年不详,四川大竹县人)、傅真吾诸居士共建“维摩精舍”。其宗旨一曰:“整理禅宗原理以至方法,使之成为整体之系统。”二曰:“比较(禅宗)与其它(佛教)宗派之异同,以明禅宗教外别传之特点。”三曰:“结合中西学术思想,提高禅宗之学术地位及其实用价值。”其内部分工为:袁焕仙负责法部,傅真吾负责财部,贾题韬负责学部。精舍成立数年,嗜法味者颇不乏人。最后因经费不足,内部意见不一致而告终。�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十九岁的贾题韬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次年10月,第十八军开始向西藏进军,动员先生参加;而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也写信聘请先生回校教授哲学。先生感于国家民族统一大义,同时也为了深入研究藏传佛教中观学说,毅然随军跋涉雪山草地,于1951年10月底到达拉萨,从事宗教工作和佛学研究,并学会了藏语文。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贾题韬担任宗教事务委员会委员兼西藏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直至1979年始返回成都。他在雪域近三十年,得以与藏地各派学者接触,研习藏传显、密二教,功力大进。他曾与密悟格西(格西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学位名,相当于汉地大学的博士学位)共译《正理一谛论》、《辨了不了义论》、《入中论》等藏传佛教典籍。先生曾说:“藏传佛教,在中观、因明和无上瑜伽部的资料方面,远富于汉传。为保存文化遗产,当积极传译,不可迟缓。至于藏汉之短长,则各有千秋。”�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被粗暴践踏,各级佛教协会均被迫停止活动,寺院被封闭,经像法器横遭破坏,佛教徒被当作“专政对象”,大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贾题韬先生也深罹其厄,被打成“双料反革命”,遭到残酷的批斗折磨,家被抄,工资停发,衣食几无以为继。但先生以宗教家宽广的胸怀,忍辱负重,淡泊自守,处之泰然,令人钦仰!
1979年,先生回到成都,时已七十矣。次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先生被选为理事。
� 1981年10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成都举行,贾老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 1982年1月,先生所作《禅悦》一诗在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上发表。诗云:
� “撞着鼻头一事无,悟来已自费功夫。
� 恒沙分别知多少,描尽风流总不如。
� 无端拈得龟毛新,蓦向刀山解翻身。
� 惭愧年来烟水遍,孤明原自未离人。
� 牛也驴兮万劫孤,几人探得骊龙珠。
� 拈花略露风规在,若计归程犹半途。
� 泥牛海底载珠还,草料随分护惜看。
� 鞭策虽云少不得,归家早在未生前。”
� 先生待人接物,直切性命,当处亲切,从学之人多获益焉。他曾说:“世人皆以密法为密,不知禅宗乃无上密法也。”“人间佛教,唯禅宗为无上方便。欲宏扬佛法,首当宏扬禅宗。人间佛教应当折合古今中外之变,而不拘于常格;熔儒释道及西方科学文化于一炉,此乃无上佛法也。”“大机大用,非唯棒喝话头等,其窠臼久矣。世间法即佛法,无不可为其机用。必当深入世间学说,岂可拒之?必东西兼融,切合时宜,方可直指今人之心。惜哉!法也,以寂照枯坐为究竟者当深省。”“各家之纲宗,非为读诵之条款,亦非口舌之机辩。宗门之处,当以自己为对象,以怀疑为剑矢。禅宗之关捩,就在自己,就在怀疑,就在当机一念之处。舍此则万法不立,宗眼难开,奈纲宗何!”
� 先生虽学涉百家,烟尘参访,而其为人,则随缘不变,一归禅宗。盖非徒事文字知解,实于生活中有所体验而身体力行者也。
� 1983年6月,贾老被选 为第五届四川省政协常委。同月,他主编的《佛教与气功》一书,由四川省佛教协会出版。1993年9月,该书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总计印数达二万册,仍供不应求,不少人将此书奉为珍宝。
� 1985年至1986年,位于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邀请贾老演讲《论开悟》,凡十五讲。这次学术讲演十分成功,在佛学院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生们普遍反映:贾老居士知识渊博,见解精辟,观点新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每次演讲,能容一百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校外的一些科技工作者、气功专家及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也经常慕名前来听讲,有的人甚至每场必到。讲演完毕,京华轰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邀请贾老留京担任佛学院副院长,贾老婉言谢辞。
� 贾老说:“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禅宗,没有禅宗就没有中国佛教。”“我认为释迦牟尼佛本人就是一位大禅师。他六年苦行,菩提树下四十多天的静坐思维,无不是在参禅。最后,他所得的‘道’也是从参究开悟而得到的。释迦牟尼佛从出家到成道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禅宗史。”“禅宗有一大特点,就是提倡让人大胆地怀疑。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是禅宗不同于佛教其它各宗派以至其它各宗教的地方。宗教信仰应当允许怀疑,由怀疑而产生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种精神唯禅宗所独具。我本人就是先对佛教怀疑,通过研究唯识、中观,才对禅宗产生兴趣和信仰的。”“现在有些人把禅宗说得毫无价值,甚至说了许多不公允的话。这是没人深入研究教理,没有对禅宗作全面深入探讨而产生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心髓。禅宗在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否认的。”
� 1987年1月,《法音》杂志刊登了贾老的近作《咏昙花》:
� “1986年秋,应邀来中国佛学院讲学,值昙花将放,传印法师(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豫川注)为余移一株至寝窗,以资饱赏。赋句:
� 传师送到昙枝鲜,花意人情两跃然。
�每憾累看看不足,今宵再验未开前。
�徘徊窗下觇花开,徐徐香飞浮碧苔。
�笑似黄梅传法日,会心独解夜中来。
�夜半正明洞上风,玄关金锁若为通。
�谁知百尺竿头事,别有昙花下语同。
�千金一刻为人留,共勉因缘大事秋。
� 坐对优昙忆悬记,花开念佛到花收。”
� 贾老擅长绝句,诗才颇高,所作深蕴禅意。如上所引,仅以咏昙花为题,范围狭窄,一般人至多能写出二、三首绝句;而贾老竟能一气呵成四首,且琅琅上口,韵味深长,足见其才华超群。
�198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上,贾老当选为常务理事。4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成立,贾老被聘为高级研究员。同时,他还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聘为理事。6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在成都文殊院举行,贾老当选为副会长。同年春,他撰成《象棋论坛》一书。
� 先生说法时,曾举拈花公案云:“此为禅宗之绝妙话头,脱卸了语言文字的樊笼。其表现方式一反呆板教条之灌输,上升为艺术化。佛以拈花为鞭影,迦叶一笑便奔空绝逸,实为启人心灵之美妙图境,非宗教条框所能范围。禅宗化宗教气氛为艺术光芒。若能理会禅宗师友见面之种种活泼言动,推拉棒喝之机智,偈颂诗歌等文彩,皆弥漫拈花微笑之气氛。如于法身觑透,当人直验得释迦佛之心髓,浩浩三藏,千经万论,无量妙义,全归于一花一笑。不得正法眼之人,如何能有如此手眼,如此智慧?从道德、智慧、艺术方面讲,此公案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禅宗沿此路线建立,并发扬光大。佛所拈之花,亦由禅宗一代一代传接至今,仍清新鲜艳。学人能明此公案底蕴,试拈一花,或破颜一笑么?”
� “除佛教外,一切宗教俱为有神论。禅宗之外,一切宗教,包括佛教内各大宗派,都认为教主言行,一字一句不可更改。唯禅宗从怀疑入手,不但不立神,佛亦不立。所谓‘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无此怀疑精神,则不能学禅宗。开悟是从怀疑中开悟,老师传授弟子,乃燃其怀疑之火;弟子接受老师传承,即突破所设立的怀疑之关。疑情奋起时,无佛无师,无经无论,无禅无我,一切分别相不立。至此,莫怕落空,空的只是语言文字所系之世谛,只有在这个空中方可见到真谛,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 “何为禅宗之悟?是涅盘,菩提,绝对之本体,即体验‘绝对’。我们能否居于绝对之外?若居其外,则形成相对,而非绝对;若居其中,刚我即绝对,当下便是,不隔纤毫。现前一念廓周法界。我即于绝对之中,则以绝对融绝对,以自我观自我。转身便是,有何难哉!人类活动之起动基点,即当前一念。此一念岂在绝对之外?此一念即为绝对。绝对者,非时空可限也,故可顿悟成佛。”
1988年6月,贾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87年下半年至1989年,贾老在成都文殊院开讲《六祖坛经》达五十余会,从现代科学文化的角度,对佛教教义和禅宗理论作了重大的发挥。蜀中善知识云集聆诲,获益非浅。1988年至1989年,八十高龄的贾老又邀集四川学术界名流成立“四川禅学研究会”。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贾老为弘扬禅学,废寝忘食,心力交瘁,竟致积劳成疾。
�1990年6月至7月,贾老应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妙湛法师(1909-1995年)之邀,至厦门南普陀寺讲授佛学。听众深沾法乳之恩,盛赞贾老讲解技巧熟练,内容非富多彩,逻辑严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人信服。
� 贾老对于禅宗内部、禅与佛教、禅与密宗、禅与儒教、禅与道教,乃至禅与当代科学文化等种种问题、种种矛盾皆有精辟论述,见解独到,卓尔不群,不落前人窠臼,在当今佛学界声望甚高。1993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贾老的名著《论开悟》、《坛经纵横谈》。
� 贾老说法时,曾举“三法印”云:“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中观、唯识,俱为佛教。佛所说教,出于菩提树下一悟。说法四十九年,开示悟入,亦为此一悟。故学佛学法之人,彻法源底,亦为此一悟。然此悟,又非分别思维之概念活动也。概念的本质、作用自发地与三法印相反。诸行无常,而概念则具常一之要求,否则思维无法开展。诸法无我,而概念则把事物固定起来,方可成为概念之本质,作建立各种法则与关系之根据。涅盘寂静则更是超越语言的,而概念活动则要求对任何事物都应以语言来表述清楚。须知概念乃是思维之手段,仅为思想之外壳,而非事物之实际,然又为人类生活、工作所必需。而于绝对超越,一般经验所不及处,概念思维活动不得不止步。涅盘乃绝对,概念必陷相对,以相对之概念,不可能表述绝对之涅盘。故龙树之《中论》即用破之方法,对各种概念立论一一破斥。在禅宗,进而变为棒喝。禅宗‘不立文字’即基于此。然不立文字非后世狂禅妄扫经论者所知也。‘不立’者,不即不离也。概念活动之当下一念亦为涅盘,知之乎?”
�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经禅宗一倡,许多人就认为,学禅宗,就不必学教了。此乃极错误之看法。不通教,焉能通宗!教外别传系指数不能尽其意,即单靠教还不能完全解决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有待于教外别传。禅宗脱卸寻常框架,拨转向上关捩,便当人情识难以凑泊。奇奇怪怪之处,于人之生活实际处点断命脉,猛省回头。禅宗之方法,乃活泼泼的启发教育,所指示的乃为教下精华,最吃紧、最精彩之处。非语言思维所能尽,而以心印心成为最绝妙的亲身传授。”
� 贾老深病语言文字思维之障于道,常云:“众生无始以来之实执,名言习气极难舍弃。如教下为破众生之我执,立一法门曰‘人无我’,众生即执此‘人无我’为实。教下立‘法无我’,众生即执此‘法无我’为实。教下为破此执,立‘亦有亦空’,众生亦为执实。教下又立,‘非有非空’“不有不空”、“真空妙有”等等,众生亦竞而执之。在语言形式上,貌似层层深入,玄之又玄;不知其仍在语言思维、概念活动的圈子里原地踏步,于实际身心性命何曾稍措手脚,若不于心灵深处彻底掀翻,则语言文字之障,就永无显露底蕴出头之日。知此,则知祖师们何以变说教为棒喝机锋之良苦用心了。”
�贾老还是著名象棋理论家,曾任中国棋类协会委员、四川省棋类协会副主席。其著作除前象述外,尚有《象棋残局新论 》等等。
� 1995年1月8日,这位禅门大师在成都病逝,享年八十六岁。综观贾老的一生,1980至1994年这十四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可惜天不假年,当其事业达到巅峰阶段的时候,竟溘然长逝,令人凄怆!挥泪成文,用志哀思。
闽南佛学院有什么辉煌历史和重大活动与办学成果1
南普陀寺原属临济宗喝云派师徒剃度的子孙世袭传迅瞎承制道场,1924年,志存高远的转闽南佛学院
逢和尚,力主革新,将寺更改为十方选贤的丛林制,推选会泉法师为首届方丈。翌年于寺内创办闽南佛学院,并兼任亩知空院长。一九二七年,会泉法师三年方丈任期满后,礼请太虚大师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春,为整顿闽院学风,改进教学,弘一大师应邀前来,创办了佛教养正院,培养学生的僧格、僧德。一时使闽院精英荟萃,高僧辈出,为海内佛教界造就了众多优秀僧才。当代一些著名的佛教猛如泰斗,如台湾的印顺导师、菲律宾的瑞今大师,已故新加坡宏船长老、广洽老和尚、演培大师、马来西亚的竺摩法师等,都出自闽南佛学院。1937年抗战暴发,闽院被迫停办,12年间共培养出200多名出色僧才。
贾题韬的人物评价
先生待人接物,直切性命,当处亲切,从学之人多获益焉。他曾说:“世人皆以密法为密,不知禅宗乃无上密法也。”“人间佛教,唯禅宗为无上方便。欲宏扬佛法,首当宏扬禅宗。人间佛教应当折合古今中外之变,而不拘于常格;熔儒释道及西方科学文化于一炉,此乃无上佛法也。”“大机大用,非唯棒喝话头等,其窠臼久矣。世间法即佛法,无不可为其机用。必当深入世间学说,岂可拒之?必东西兼融,切合时宜,方可直链宴指今人之心。惜哉!法也,以寂照枯坐为究竟者当深省。”“各家之纲宗,非为读诵之条款,亦非口舌之机辩。宗门之处,当以自己为对象,以怀疑为剑矢。禅宗之关捩,就在自己,就在怀疑,就在当机一念之处。舍此则万法不立,宗眼难开,奈纲宗何!”
先生虽学涉百家,烟尘参访,而其为人,则随缘不变,一归禅宗。盖非徒事文字知解,实于生活中有所体验而身体力行者也。
1983年6月,贾老被选为第五届四川省政协常委。同月,他主编的《佛教与气功》一书,由四川省佛教协会出版。1993年9月,该书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总计印数达二万册,仍供不应求,不少人将此书奉为珍宝。
1985年至1986年,位于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邀请贾老演讲《论开悟》,凡十五讲。这次学术讲演十分成功,在佛学院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生们普遍反映:贾老居士知识渊博,见解精辟,观点新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每次演讲,能容一百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校外的一些科技工作者、气功专家及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也经常慕名前来听讲,有的人甚至每场必到。讲演完毕,京华轰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邀请贾老留京担任佛学院副院长,贾老婉言谢辞。
贾老说:“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禅宗,没有禅宗就没有中国佛教。”“我认为释迦牟尼佛本人就是一位大禅师。他六年苦行,菩提树下四十多天的静坐思维,无不是在参禅。最后,他所得的‘道’也是从参究开悟而得到的。释迦牟尼佛从出家到成道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禅宗史。”“禅宗有一大特点,就是提倡让人大胆地怀疑。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是禅宗不同于佛教其它各宗派以至其它各宗教的地方。宗教信仰应当允许怀疑,由怀疑而产生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种精神唯禅宗所独具。我本和穗人就是先对佛教怀疑,通过研究唯识、中观,才对禅宗产生兴趣和信仰的。”“现在有些人把禅宗说得毫无价值,甚至说了许多不公允的话。这是没人深入研究教理,没有对禅宗作全面深入探讨而产生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心髓。禅宗在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1987年1月,《法音》杂志刊登了贾老的近作《咏昙花》:
“1986年秋,应邀来中国佛学院讲学,值昙花将放,传印法师(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豫川注)为余移一株至寝窗,以资饱赏。赋句:
传师送到昙枝鲜,花意人情两跃然。 每憾累看看不足,今宵再验未开前。
徘徊窗下觇花开,徐徐香飞浮碧苔。 笑似黄梅传法日,会心独解夜中来。
夜半正明洞上风,玄关金锁若为通。 谁知百尺竿头事,别有昙花下语同。
千金一刻为人留,共勉因缘大事秋。 坐对优昙忆悬记,花开念佛到花收。”
贾老擅长绝句,诗才颇高,所作深蕴禅意。如上所引,仅以咏棚棚银昙花为题,范围狭窄,一般人至多能写出二、三首绝句;而贾老竟能一气呵成四首,且琅琅上口,韵味深长,足见其才华超群。
198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上,贾老当选为常务理事。4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成立,贾老被聘为高级研究员。同时,他还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聘为理事。6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在成都文殊院举行,贾老当选为副会长。同年春,他撰成《象棋论坛》一书。
先生说法时,曾举拈花公案云:“此为禅宗之绝妙话头,脱卸了语言文字的樊笼。其表现方式一反呆板教条之灌输,上升为艺术化。佛以拈花为鞭影,迦叶一笑便奔空绝逸,实为启人心灵之美妙图境,非宗教条框所能范围。禅宗化宗教气氛为艺术光芒。若能理会禅宗师友见面之种种活泼言动,推拉棒喝之机智,偈颂诗歌等文彩,皆弥漫拈花微笑之气氛。如于法身觑透,当人直验得释迦佛之心髓,浩浩三藏,千经万论,无量妙义,全归于一花一笑。不得正法眼之人,如何能有如此手眼,如此智慧?从道德、智慧、艺术方面讲,此公案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禅宗沿此路线建立,并发扬光大。佛所拈之花,亦由禅宗一代一代传接至今,仍清新鲜艳。学人能明此公案底蕴,试拈一花,或破颜一笑么?”
“除佛教外,一切宗教俱为有神论。禅宗之外,一切宗教,包括佛教内各大宗派,都认为教主言行,一字一句不可更改。唯禅宗从怀疑入手,不但不立神,佛亦不立。所谓‘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无此怀疑精神,则不能学禅宗。开悟是从怀疑中开悟,老师传授弟子,乃燃其怀疑之火;弟子接受老师传承,即突破所设立的怀疑之关。疑情奋起时,无佛无师,无经无论,无禅无我,一切分别相不立。至此,莫怕落空,空的只是语言文字所系之世谛,只有在这个空中方可见到真谛,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何为禅宗之悟?是涅盘,菩提,绝对之本体,即体验‘绝对’。我们能否居于绝对之外?若居其外,则形成相对,而非绝对;若居其中,刚我即绝对,当下便是,不隔纤毫。现前一念廓周法界。我即于绝对之中,则以绝对融绝对,以自我观自我。转身便是,有何难哉!人类活动之起动基点,即当前一念。此一念岂在绝对之外?此一念即为绝对。绝对者,非时空可限也,故可顿悟成佛。”
1988年6月,贾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87年下半年至1989年,贾老在成都文殊院开讲《六祖坛经》达五十余会,从现代科学文化的角度,对佛教教义和禅宗理论作了重大的发挥。蜀中善知识云集聆诲,获益匪浅。1988年至1989年,八十高龄的贾老又邀集四川学术界名流成立“四川禅学研究会”。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贾老为弘扬禅学,废寝忘食,心力交瘁,竟致积劳成疾。
1990年6月至7月,贾老应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妙湛法师(1909—1995年)之邀,至厦门南普陀寺讲授佛学。听众深沾法乳之恩,盛赞贾老讲解技巧熟练,内容非富多彩,逻辑严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人信服。
贾老对于禅宗内部、禅与佛教、禅与密宗、禅与儒教、禅与道教,乃至禅与当代科学文化等种种问题、种种矛盾皆有精辟论述,见解独到,卓尔不群,不落前人窠臼,在当今佛学界声望甚高。1993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贾老的名著《论开悟》、《坛经纵横谈》。
贾老说法时,曾举“三法印”云:“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中观、唯识,俱为佛教。佛所说教,出于菩提树下一悟。说法四十九年,开示悟入,亦为此一悟。故学佛学法之人,彻法源底,亦为此一悟。然此悟,又非分别思维之概念活动也。概念的本质、作用自发地与三法印相反。诸行无常,而概念则具常一之要求,否则思维无法开展。诸法无我,而概念则把事物固定起来,方可成为概念之本质,作建立各种法则与关系之根据。涅盘寂静则更是超越语言的,而概念活动则要求对任何事物都应以语言来表述清楚。须知概念乃是思维之手段,仅为思想之外壳,而非事物之实际,然又为人类生活、工作所必需。而于绝对超越,一般经验所不及处,概念思维活动不得不止步。涅盘乃绝对,概念必陷相对,以相对之概念,不可能表述绝对之涅盘。故龙树之《中论》即用破之方法,对各种概念立论一一破斥。在禅宗,进而变为棒喝。禅宗‘不立文字’即基于此。然不立文字非后世狂禅妄扫经论者所知也。‘不立’者,不即不离也。概念活动之当下一念亦为涅盘,知之乎?”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经禅宗一倡,许多人就认为,学禅宗,就不必学教了。此乃极错误之看法。不通教,焉能通宗!教外别传系指数不能尽其意,即单靠教还不能完全解决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有待于教外别传。禅宗脱卸寻常框架,拨转向上关捩,便当人情识难以凑泊。奇奇怪怪之处,于人之生活实际处点断命脉,猛省回头。禅宗之方法,乃活泼泼的启发教育,所指示的乃为教下精华,最吃紧、最精彩之处。非语言思维所能尽,而以心印心成为最绝妙的亲身传授。”
贾老深知语言文字思维之障于道,常云:“众生无始以来之实执,名言习气极难舍弃。如教下为破众生之我执,立一法门曰‘人无我’,众生即执此‘人无我’为实。教下立‘法无我’,众生即执此‘法无我’为实。教下为破此执,立‘亦有亦空’,众生亦为执实。教下又立,‘非有非空’“不有不空”、“真空妙有”等等,众生亦竞而执之。在语言形式上,貌似层层深入,玄之又玄;不知其仍在语言思维、概念活动的圈子里原地踏步,于实际身心性命何曾稍措手脚,若不于心灵深处彻底掀翻,则语言文字之障,就永无显露底蕴出头之日。知此,则知祖师们何以变说教为棒喝机锋之良苦用心了。”
贾老还是著名象棋理论家,曾任中国棋类协会委员、四川省棋类协会副主席。其著作除前象述外,尚有《象棋残局新论 》等。
释延洁的介绍
释延洁法师,1972年12月5日出生,是我国佛教界较为年轻,但却成绩卓着的佛门女弟子之一。自1990年,延洁法师于嵩山少林寺初陪橘洞祖庵出家以来,在佛学研究方面便刻苦不休。公开资料显示,释延洁法师1972年12月5日出生,1990年于嵩伍改山少林寺初祖庵出家,1996年于四川尼众佛学院毕业芦枯,不久后又到闽南佛学院继续深造。
常惺法师生平
常惺法师俗家姓朱,法名寂祥,字常惺,嗣法于泰县光孝寺安培和尚,法脉名优祥,自署雉水沙门。他是江苏省如皋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幼年丧父,赖母贤淑,抚育成人。母氏且亲为课读,而常惺聪明过人,勤读不懈。学龄入塾受学,塾师授以《中庸》、《大学》,辄忆诵不忘。性格沈静,常学出家人礼佛模样。十二岁时,依本邑福成寺自诚长老出家。自诚长老独具慧眼,以常惺为可造之材,并未使他落发易服,使他就读于如皋的省立师范学校。常惺勤奋向上,考试每列前茅。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常惺十七岁时,于如皋省立师范学校毕业。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月霞法师在上海创设华严大学,常惺负笈上海,考入华严大学就读。
创立华严大学的月霞法师(西元一八五七~一九一七年),是清末民初时代有名的法师,他是湖北黄冈人,为常州天宁寺冶开老和尚的法子,曾任江苏僧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他到武昌洪山宝通寺讲经,秋天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拥为都督,元洪要月霞组织宽陪知僧军,委任他为僧军管带。民国肇建后月霞到了上海,以狄楚青居士之推荐,入上海哈同花园(又名爱俪园),为哈同夫人罗迦陵讲经,在罗迦陵的支持下,于爱俪园内创办了华严大学,招生六十名,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开学,月霞法师任主讲,他的师弟应慈任辅讲。
华严大学原定预科三年、正科三年方始毕业。而开学未久,罗迦陵受到异教徒的挑拨,要全体学僧于每月朔望,到罗迦陵居处巡寮——为罗迦陵顶礼问安。这是有辱僧格的事,自不能为月霞法师及全体学僧所接受。月霞法师乃率领全体师生离开爱俪园,迁往杭州海潮寺。常惺初入华严大学时,仍著俗装,后来得到月霞法师的启示,以比丘必须落发受戒,始能住持佛法。他乃在学校迁移停课期间,回到如皋福成寺,请自诚长老为他落发,正赶上南京宝华山的戒期,往隆昌寺受了具足戒。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秋天,华严大学首届学生毕业。这一期学生中人才济济,如慈舟、智光、霭亭、了尘、戒尘、持松等,后来都是弘化一方的大德。
常惺自华严大学毕业,到常州天宁寺习禅定,究明心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闻知宁波四明山观宗讲寺,有「观宗研究社」之设,乃往四明山观宗寺依止谛闲法师,学习天台教观。翌年,谛闲法师改观宗研究社为观宗学慎消社,除了原来研究社的学僧外,并对外招生。学社分正预两科,各二十人,常惺被选入正科,於仁山、显荫、 虚、宝静等为同学。他在学社两年,考试常名列第一,受到谛闲法师的器重。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他华严大学的同学持松法师,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创办了「法界学院」,聘请他前去任教。持松是湖北荆门人,在荆州铁牛寺出家。自华严大学毕业后,即返回湖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月霞法师到汉阳归元寺讲经,持松随众听讲。未几月霞奉冶开老和尚命,住持常熟兴福寺,持松随著月老到兴福寺,七月初一月老晋山,命持松担任书记。是年秋天,月老在杭州玉泉寺罹疾,病革之际,遗命传法给持松。翌年二月,月老的师弟应慈代为传法授记,并由持松继任兴福寺住持。持松在应慈法师协助下,乱备创立了法界学院。常惺应聘到兴福寺,在法界学院主持教务。在学院两年,授课之馀,他深入经藏,贯彻性相之学,而融归于贤首,成为一家之宗范,自此他慨然以昌明佛法为己任。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安庆迎江寺住持竺庵长老,得到护法居士安徽省财政厅长马冀平之支持,在迎江寺开办「安徽僧学校」,聘请常惺法师为校长。惺师到校,请得度厄、蕙庭、觉三诸师任教。以后两年,他在校中讲授过《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成唯识论》等大乘论典。当时在校的学生,有后来担任金山寺住持的太沧、在台北创立华严莲社的南亭,到菲律宾弘化的瑞今等诸位法师。
安徽僧学校办了两年,到十三年春间,迎江寺以经费困难,有行将停办的传说,使在校学生惶惶不安。是时有两位来自厦门的学生,一名瑞今、一名广箴,二人以为厦门南普陀寺环境幽美,经济充裕,如能请常惺法师到厦门办学,现在校内的同学就不至于中途辍学了。于是二人先商得常惺法师的同意,由广箴返回厦门,向南普陀寺住持会泉法师报告经过。会泉法师是一位热心僧伽教育的大德,他听了广箴的报告十分欢喜,写了亲笔信要广箴、瑞今面呈常惺法师,请常惺法师先到厦门看看,了解情况。由于瑞今、广箴二师居中联络,乃有翌年「闽南佛学院」的诞生。而迎江寺的安徽僧学校,据《南亭和尚自传》所述,由三年改为两年提前毕业,于十三年夏天举行了毕业典礼,师生都离开了学校。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天,常惺法师离开迎江寺,回到江苏泰县,泰县光孝寺住持培安和尚,为他传法授记,他成为培安的法子。是年七月,太虚法师在庐山风林寺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议,与会者有各省代表了尘、性修、竺庵、李政纲、王肃方等,常惺亦以江苏代表的身份与会,日本来了几位佛教学者、英、德等国亦有佛教徒参加。在为时三日的会议中,常惺法师,学者黄季刚、李政纲及日本代表木村泰贤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会议结束,常惺请太虚法师到泰县讲经。法师於光孝寺讲《维摩诘经》,使泰县缟绅名流一改其对佛教的观感,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
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开始筹备,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招生开学,由会泉法师任院长,常惺法师任副院长,蕙庭法师为主讲。学院开课,在七、八十名学生中,有许多是迎江佛学院转过来的。常惺法师在闽院两年馀,先后为学生讲过《摄大乘论》、《辩中边论》、《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课程。到了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天,会泉法师在南普陀寺三年丈席届满,那时是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期间,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各地寺院常被军队徵用驻兵,有些地区,也常有寺产被没收而改办学校的事件。因此,会泉法师请来南普陀寺都监转逢,及佛学院院长常惺等,共议继任住持的推选及如何保护寺院两个问题。席间常惺法师建议,如果请佛教界新僧领袖太虚法师继任住持,以太虚法师的社会声望,有维护寺院及佛学院安定的作用。众人咸认为人选适当,当席推请常惺偕同转逢、转岸二师,到上海面见太虚法师,礼聘法师到厦门来。
太虚法师和会泉、转逢二师早有渊源,他们在清季光绪末年,曾同天童寺听经参禅。同时数月之前——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月,太虚法师自新加坡弘法回国,途经厦门,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予以热烈的欢迎,太虚也与会泉、转逢、常惺诸师都见了面,因此常惺始提出请太虚继住南普陀之议,众人各无异议。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太虚法师首途闽南,他先到福州,会晤了福建省前主席方声涛、社会名流陈石遗、护法居士李子宽等,向福建驻军的谭总指挥、张师长等进言,谭、张等答应出告示保护寺院,之后他到了厦门。四月二十九日,南普陀寺为太虚法师举行晋山典礼。常惺於此也辞去闽院教职,应云南护法居士王九龄(竹村,曾任云南省教育厅长)之邀,到昆明讲经。
他由上海乘轮取道越南转赴云南,抵昆明时,受到佛门善信热烈的欢迎。他在昆明成立了一个「云南四众念佛会」,他在会中讲《佛学概论》。是时滇省边界不靖,中、法两国於边境发生战争,惺师曾以念佛会的僧俗善信组成救护队,随军在战地救护伤患,颇著绩效。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惺师在云南弘法告一段落,乃取道厦门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名流居士赵炎午、陈元白、李隐尘、董和甫等,请甫由日本高野山学东密归来的持松法师,假上海觉园开坛传授真言仪轨。惺师先前本有赴西藏学密之意,因故未能成行,至此即预列坛场,依持松法师修学密法,受密教灌顶,为时半年。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杭州昭庆寺设立「僧师范讲习所」,请常惺法师主持教务,为僧教培养师资人才。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杨明尘等,与北京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共议发起创办「柏林教理院」,聘请常惺法师任院长。柏林寺位於北京东城新坊桥,是北京名刹,再以常惺法师在僧教育界的德望,各地僧青年趋之若鹜,就学者颇多。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太虚法师自欧美弘化归来,是年五月抵北京,驻锡柏林寺,与台源、常惺讨论,在柏林寺设立「世界佛学苑」,请惺师担任世界佛学苑的筹备委员。太虚法师并命时在武昌的法舫、尘空等,将设在武昌佛学院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都迁到北京柏林寺。并将柏林教理院改为世苑的华日文系,将锡兰留学团改为华英文系,於是柏林寺乃成为太虚、常惺二师合作推动世界佛教的中心。不意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寇以武力侵略我国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翌年华北情势紧张,经济萧条,教理院经费受到影响,不得已宣告停办。
常惺法师在北京一年馀,除了在教理院讲学外,常应请到各大学演讲。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泰县光孝寺住持培安和尚,因与地方缟绅居士诉讼而离寺,江苏省佛教会开会,选出常惺继任住持。惺师晋山之后,找到早年安徽僧学校的学生南亭任副寺,料理常住租谷的收支。光孝寺本来寺产颇丰,但惺师接主之初,光孝寺却负债数万元。当年苏北大水灾,光孝寺要协助地方政府办理赈灾,设置难民收容所,赖惺师与南亭法师惨澹经营,撑了过去。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雨水调匀,春秋两季皆是大丰收,光孝寺收了四、五千石的麦子和稻子,经济情况也就逐渐好转了。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惺师入主光孝寺之初,在寺中创设了「光孝佛学研究社」,请早年安徽僧学校的学生了一法师为主讲,对外招收学僧。在此期间,他又受请兼任了北京万寿寺的住持。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春,惺师为纪念他的法祖谷鸣老和尚,在光孝寺传戒,三月一日开堂,新戒子一百数十人,受五戒的善信也有数十人。戒坛三师,说戒、羯摩、教授,请的是镇江超岸寺的守培老和尚、金山寺的仁山老和尚和天宁寺的让之老和尚。开堂师是宝华山的监院密澄和尚。传戒首日,数千人参加观礼,顿使光孝寺有一番复兴气象。戒期圆满,惺师为他看重的三个弟子传法授记,这三个人是出身於安徽僧学校的南亭,出身於南京法相大学的苇宗,和读过竹林寺佛学院的脱烦。传法典礼过后,常惺法师受厦门南普陀寺两序大众推举,出任住持。他带著弟子苇宗,南下到厦门南普陀寺。
原来太虚法师於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出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迄今两届六年任满,决意告退,惺师被选为南普陀寺第四届住持(首届为会泉法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退居的首届住持会泉法师,事先曾亲到泰县光孝寺礼请,现在赴厦门是如约晋山。惺师到闽院之初,曾请时在闽南的弘一法师到闽院,请弘公法师提供整顿佛学院的意见,弘公以因缘不具婉谢。惟鉴於沙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建议在这一方面有所弥补。后来由南普陀寺创办了「养正教养院」,以早年在安徽僧学校受学的瑞今法师为教务主任,使他尽力於沙弥教育。是年夏天,惺师命苇宗在闽院讲《成唯识论》,苇宗出身於南京的支那内学院,精於唯识,授课很受学生欢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惺师又请得时在普陀山慧济寺阅藏的印顺法师到闽院任教,讲授《三论玄义》。这也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印顺法师授课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正月,又回普陀山阅藏去了。
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间,常惺法师三年住持届满,以辛劳致疾,辞南普陀寺住持及佛学院长职,养肺病於上海。秋天回到泰县,应泰县佛教居士林之请,讲了一部《维摩诘经》,与泰县缁素结缘。这时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是圆瑛法师,会址设於上海觉园,会中推请常惺法师出任中佛会秘书长。多年以来,中国佛教会有太虚法师与圆瑛法师两派,太虚派主张革新,圆瑛派主张保守,加以沪上一些名流居士从中播弄是非,两派势如水火。常惺法师性情温和,无领袖欲,与新旧两派皆有交谊,他希望调和两派,促进佛教团结。他奔走於两派之间,舌敝唇焦,辛劳备至,致使旧有肺疾复发,医疗无效,而於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元月十四日圆寂,得寿仅四十四岁。
常惺法师思想新颖,学通性相,融会空有,而不滞於宗脉观念。因而主张平等研习各宗学理,以实现大乘救世的精神。他于《因明》、《圆觉》、《起信》都有独到的见解。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在安庆迎江寺讲《圆觉经》,成《圆觉经讲义》一书。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云南弘法,成《佛学概论》一书,后来在北京讲《大乘起信论》,成《讲要》一书,又以在闽南佛学院讲因明学,成《因明入正理要解》一书,这些著作都收在《常惺法师集》中。
法师的《佛学概论》一书,题材新颖,内容充实,标题也颇为别致。全书章目为∶一、人生宇宙之大谜;二、宗教哲学之恍惚;三、无性缘起之真诠;四、迷悟苦乐之差殊;五、释迦悲愍之诞生;六、五时说教之方式;七、大小性相之差异;八、支那各宗之鼎盛;九、今日人心之需求;十、发心修学之程序。其论空有二宗曰∶
一般地说来,佛法无边,不出空有二门。
文殊为般若当机之主,善说空义,故佛灭后七百年顷,龙树菩萨乘愿兴世,与弟子提婆,绍隆文殊之空门,以遮诠显八不中道之礼,故说一切法,缘生无性。依他遍计,俗谛而有,圆成真谛,毕竟空无。根本智证真时,能所双绝,故云无智亦无得。佛身五求不得,离一切相,是名性宗。
弥勒为深密当机之主,善说有义,故佛灭后九百年顷,无著菩萨乘愿兴世,与其弟世亲,绍隆弥勒之有门,以表诠识变因果之相。故说一切法,无性缘生,遍计惟俗而空,圆成唯真而有,依他起性,亦真不俗,双照空有,故根本智证真时,虽然能所双绝,平等平等,而实有为无为不同故,智理宛然。佛果功德,相好无尽,是名相宗。
常惺法师著作颇多,而以《佛学概论》一书最为佛教界所重视。
南普陀寺摩崖石刻的来历和艺术?
厦门南普陀寺位于厦门市层峦叠翠的鹭岛名山五老峰南麓,依山面海,风景秀丽。寺院始建于唐末五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初称“泗洲院”。北宋高僧文翠改建称“无尽岩”。元废。明初复建,更名为“普照寺”。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靖海侯施琅将军收复台湾后驻镇厦门,捐资修建寺院,并增建大悲阁供奉观世音菩萨。因寺院位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南,相随类比,故此更名为“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坐北朝南,殿阁依山层层升高,层次分明。在整个布局中,均能以中轴线上的主殿为中心,高低俯仰相从,参差错落有致。所有建筑,一律采用古代宫殿式的重檐飞脊大屋盖,饰以杏黄琉瓦,使之统一协调。其中最为独特的建筑大悲殿,为斗拱结构的无梁殿,俗称蜘蛛结网。
千年古刹,为後人留下许多文物古迹:五老峰前的摩崖石刻,镌下古今许多名人的诗书佳作;西山门内,八方乾隆御制的记功碑,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寺中珍藏:有来自缅甸的白玉石雕大小佛像二十八尊;有与清初施琅建寺同时新铸的大钟;有造於宋元时期的七佛宝塔;有明代比丘、比丘尼刺血书写的《妙法莲花经》和珍版的《大藏经》多部。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厦门南普陀寺有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佛教在闽南一带的传播基地。南普陀寺原属临济喝云派的子孙寺院。1924 年,改为十方选贤的丛林制。并于第二年,在寺内创办闽南佛学院。从此,海内高僧相继往来住锡传经,十方佛子竞相入院参道修学,一时佛门称盛,名闻中外。
1983年,厦门南普陀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南普陀寺现任方丈则悟大和尚,1974 年出生,浙江省瑞安人,毕业于闽南佛学院。
在南普陀寺大雄宝殿的石柱上有一副对联,对联是这样写的悉郑:"经始溯唐朝与开元而并古,普光被厦岛对太武以增辉",这清楚地说明,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朝,至今巳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最初由唐代首先到厦门岛上开发的金榜山下的陈氏族人,在五老峰山腰间施田五十二亩作为建寺院的院址而兴建起来的。寺院座落在郁郁葱葱的五老峰间,面对着浩瀚的大海和郁郁葱葱的南太武山,真是风水宝地也。五代的时候,南普陀寺称为泗洲院。宋代初年叫无尽岩。到了治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064年,改为普照寺、普照院。大约在1341年的元朝年间被废。1368年明洪武年间,由僧人觉光重新兴建,不幸明末时又被战火毁坏。清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靖海侯施琅统一台湾以后,回到厦门重建此寺院。此寺院奉祀着观音,又在观音的原祀地-浙江的普陀山之南,所以称为南普陀寺。这就是南普陀寺的由来、演变和兴毁的历史。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厦门的南普陀寺有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佛教在闽南一带的传播基地。南普陀的几任住持,在中国佛学界都享有盛誉。1927年起任南普陀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的太虚法师,曾到南洋、欧美各国讲学、传道,影响很大。而且他提倡的佛教改革,团结教派,也很有成效,为佛教作出了极大贡献,这也使南普陀寺的声名在海内外广为传扬。
南普陀寺坐子向午,依山面海,全寺的整个建筑,布局匀称,结构严谨,富有民族风格,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站在远处眺望,从无尽岩到五老峰山腰,在南北的中轴线上,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金阁四落建筑层层托高,层次分明,俯仰相应。左右厢房、庑廊、钟鼓楼对称排列,回护着三殿,形成一睁拦颂个整体,显示出南普陀寺的雄伟壮观的气势,有一种佛法无边的威严。
在南普陀寺院的门前,屹立着七座汉白玉的如来佛塔和两座11层高的万寿塔,塔前是放生池,盛夏季节,荷花盛开,蓝天、白塔、绿叶、花海,展现出这里是分外清净高洁的佛门净地。塔间的放生池,是专门为施主放生而设立的。放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风俗习惯,后来与佛教的"慈悲"、"不杀生"等教义相融合,进而衍变成一种比较普遍的佛事活动。从佛教教义上看,佛教不该无辜杀生,应爱护众生,众生应当和睦相处,人类应该永久和平共处。提倡放生,反对杀生,也正是示意整个世界应成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苦难的和平乐园。
进入南普陀寺的大门,看到的第一座殿阁就是天王殿。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的"天王殿"四个金色大字的匾额悬挂在正中。在"天王殿"里弥勒佛正中盘坐,衡猛慈眉笑眼,耳垂双肩,袒胸鼓腹,笑态可掬。弥勒佛的背后是威严的护法神韦驮。"天王殿"的两侧是四大天王,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在"天王殿"的殿后,对称排列着钟楼和鼓楼。这是1921年转逢和尚任南普陀方丈时募建的。
奇妙的是南普陀寺寺后的五老峰有东西两座山峰,有钟鼓两山,钟山上有一石头,悬在峰顶,状如古钟,旁边有一石头,似钟锤横架;在鼓山上,旁边有两块大石头如鼓槌并悬,作击鼓之状。钟鼓山和钟鼓楼,两两相对,奇趣天成,成为南普陀寺的天然标志,是我国劳动人民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应成趣、和谐统一的杰作。
南普陀寺的第二座殿阁是大雄宝殿,这是南普陀寺的主体中心,是1932年由当时的南普陀住持转逢和尚重建。大雄宝殿前的石庭平展舒广,正中宝鼎香炉巍立,两侧白石宝塔高耸,显出广庭崇殿的庄严肃穆。大雄宝殿是寺院僧众早晚课诵和法会朝拜参修的殿堂,也是佛门钟磐长鸣法灯不灭的心脏。主殿正中祀奉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尊佛:佛祖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殿后则供奉着"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雄宝殿的墙上,有"清影摇风"、"楚江秋吟"等传统山水花鸟画,以及"禅河沐浴"、"久年苦行"等佛教故事。整个大雄宝殿,绿瓦石柱,,雕梁画栋,飞檐尾脊,轻巧灵动,古色古香,充满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尾脊上的剪瓷镶嵌着九鲤化龙、凤凰展翅、麒麟显瑞等图案,以及精巧纯熟的石雕工艺,优良的闽南石材,又使大雄宝殿充满了浓郁的闽南文化特色。
南普陀寺的第三座殿阁就是大悲殿,这座高20米的殿阁原建于明代,是木质结构,1928年因香火过盛而被烧毁。1930年太虚法师住持南普陀时重新修建。
1962年又进行了一次大翻修,主体改用钢筋水泥建造,又保持木构斗拱作为装饰。这座八角亭式的建筑,金碧辉煌,与两棵枝叶扶疏的菩提树相伴为伍,体现了民族建筑的独特传统风格,也表现出人们希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心愿。三重飞檐,如龙腾空;彩绘装饰,图案优美。殿顶的剪瓷、嵌瓷、彩塑,有的象征吉祥如意的仙女驾鹤,麟凤朝阳;有的象蛟龙吐珠,昂首欲飞。附属的斗拱雕画人物、莲花、走兽、飞鸟等等,都以朱红为底,以绿、黄和金箔点缀,艳而不俗。殿内的穹形藻井,全部用木料斗拱层层叠架而成,不需用一枚铁钉,造型巧妙,结构严谨,更是独具特色。殿内祀奉四尊观音菩萨,正面为双手观音,端坐在莲花座上,神态文静自若、和善可亲。其余三面为48臂观音。每支手臂掌中各雕一小眼,手上各执神物,神器各不相同,姿态也各不一样,表现观音有不同的渡众悲愿。
南普陀寺的最后一座殿阁,就是两层的藏经阁。这座藏经阁建于1936年,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上为歇山式屋顶,下为西洋式架构,重檐双层阁楼。上层藏经,下层法堂。二楼有宽敞的天台,三面台廊护围,依栏远眺,巍峨的前三殿尽收眼底。仰首后顾,层峰叠翠,意境深邃。在下层的法堂,有明代虞亭的行书,以四副对联来描绘四季的景色。春景:春风暖着千门柳,晓色睛开万井烟。夏景:柏径绕山松山暗,柴门临水稻花香。秋景:云间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冬景:醉归花径云生履,樵罢松花雪满蓑。这些对联诗句都是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宝。
在藏金阁的二楼,首先就会看到一尊玉雕卧佛,是用缅甸白玉雕塑的释迦牟尼的涅磐像,长四尺五寸,神态自若,姿态柔美,实为稀世珍宝。藏金阁内文物众多,珍藏着中外佛典经书数万卷,其中较为珍贵的有《碛砂藏经》、《明大藏经》,著名高僧弘一法师手稿《佛说阿弥陀经》,明崇祯年间信徒和沙弥尼刺血写成的《血书妙法莲花真经》,日本1936年赠送的《日本大藏经》等等。除此之外,这里还珍藏着许多年代久远的珍贵文物,如宋朝的铜钟、香炉、铜塔,明代艺术家何朝宗所制的白瓷观音塑像,眉清目秀,秀丽端庄。可以说南普陀寺藏经阁内的无价之宝是不胜枚举。
大凡到南普陀寺参观游览的人,都会要到寺院后山看一看那个镶嵌在一面大石头上的大大的"佛"字,这是闽南寺院中最大的一个字了,它高4米多,宽3米多,是清光绪三十一年间,也就是公元1905年,由振慧所书。偌大的"佛"字,行笔丰满圆润,粗犷豪放,刚劲有力。在南普陀寺院内以及后山的五老峰前,都留下许多历代的摩崖石刻和多块碑记,主要有明太常寺卿林宗载的"飞泉",清施琅将军的"为善最乐",以及抗荷将军沈有容等的题刻,南普陀寺史刻石和憨山大师的警世歌,都颇有价值。碑记有明崇祯十三年林宗载立的《田祖入寺记》,现在嵌在大雄宝殿左边的廊壁上,值得一读。林宗载在寺记中还告诫后人不要砍伐树木,乱采岩石,破坏山林,要保护名胜古迹。这块碑记是一篇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研究明末社会的难得的史料。
与南普陀寺相邻的是闽南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是是我国佛教高等教育的基地,几乎与南普陀寺齐名,因而很有必要作一介绍。1925年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由当时的南普陀寺住持、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担任第一任院长。太虚大师把闽南佛学院作为改革中国僧侣教育的试验园地,使之成为中外著名的佛教高等学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闽南佛学院才停办。在这12年中,闽南佛学院毕业了200多人,不少人成为出色的佛教俊才,现在尚健在的当年的学僧,大都成为名山长老或佛学大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1985年闽南佛学院正式复办,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重写了佛学院院额,由南普陀寺住持妙湛大法师担任院长。在妙湛院长主持下,闽南佛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巳经成为全国僧侣教育的重点学院。闽南佛学院设有男女两部,院内现有男女学僧近300人。在巳毕业的几届本科毕业生中,大多在全国各地的寺院担任主持或执事,有的还到海外的寺院去弘法任职,大大扩大了闽南佛学院的影响。
南普陀寺的素斋独具特色,素斋因南普陀寺而闻名,素斋又为南普陀寺吸引了更多的信众和游客,素斋变成了南普陀寺的一宝。南普陀寺的素菜以其清纯素雅的独特风味驰名中外。厨师烹调制作严守素菜素料素做的工艺,革除素菜仿制荤腥模样的传统,以素菜素名而独树一帜,既讲究色、香、味,又讲究形、神、器,一道菜一个雅名,神韵高雅,诗情画意。南普陀的素菜中有"彩花迎宾"、"南海金莲"、"丝雨菰云"、"香泥藏珍"、"五老如意"、"雪映银浪"、"梵宫玉笏"、"白璧青云"、"白果香卤"等等,红黄蓝绿,五彩缤纷。其中以"半月沉江"这道菜尤为有趣。1962年11月24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郭沫若偕同夫人于立群来到南普陀参观,并在南普陀品尝素菜。郭老看过菜单,就把菜名排列起来,编成韵律诗句,边吃边打起拍子唱了起来,真可谓是兴趣盎然。在端上当归香菇冬笋面筋汤时,郭老看到那一半香菇为黑色,一半面筋为白色,宛如半轮明月沉入江底,欣然把这道菜命名为"半月沉江",并在饭后题诗时把这道菜名嵌进诗句,郭老在诗中写道:"我自舟山来,普陀又普陀。天然林壑好,深憾题名多。半月沉江底,千峰入眼窝。三怀通大道,五老意如何?"从此,"半月沉江"这道素菜身价百倍,善做素菜的南普陀寺的厨师曾到新加坡、香港等地去作访问表演,南普陀的素菜更是扬名中外,真是"勿道山家禅味淡,也知尘俗世情浓"。
南普陀寺以它金碧辉煌的殿阁、宽大威严的法堂、珍宝丰富的藏经阁、佛教高等教育的基地、品名优雅的素斋等等而闻名于世,在党的宗教政策照耀下,千年古刹-南普陀必将会更加灿烂辉煌,更加盛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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