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网长乐先生：人间处处都是道场，做企业也是修行。我在管理上有个缺点，就是心软，不会铁面无私。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是好员工，一时的不得力是可以原谅的。我们有个女主持人，有一阵状态不好，没合适的节目用她，按理说该辞退，我想了想，派她去跑新闻了。过了半年，一个新节目上马，我又让她去试试。一试，可以，我就让她继续做主持人了。所以，我愿意给员工机会，愿意赔时间、赔金钱去等待一个人的成长，因此，很多人感谢我的“知遇之恩”。不过，我有时候也在反思：自己对不称职的员工的包容是不是会伤害称职的员工？我的人情味是不是会破坏公司管理的刚性？
星云大师：有情有义好过无情无义。1995年在菲律宾讲经时，我听说吴伯雄的父亲往生，立即赶回台湾参加第二天早上的告别式。没想到这一点点小事令吴伯雄感动无比，他多次在演讲中对大家说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每次听到这话，我都非常惭愧。回想我1949年初来台湾的时候，还不需要入境证，没想到后来办户口的时候，入境证竟成为必要的文件。正当烦恼时，担任省议员的吴老先生如及时雨一般，帮我们几个没有入境证的僧青年办户口。之后，慈航法师和我等32位僧伽受诬入狱，为了将我们保释出来，吴老先生帮了不少的忙。60多年来，姑且不论吴老先生父子对佛教的拥护支持，即以当年的恩情而言，能在老先生舍报之时，为其祝祷，实在是我应该做到的本分！1996年，我在台北“国际会议厅”主持“般若与人生”讲座，那时正是台湾怪力乱神事件炽盛，邪魔外道扰人最甚时期。有些学校不明就里，甚至拒绝宗教教育进入校园，而一些原本倾向于佛教的官员也噤若寒蝉。没想到吴伯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专程从远地赶到会场致辞，表示护持正法的决心。我深深觉得：吴伯雄先生才是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人。
长乐先生：人生在世，情义千斤重。我始终相信一句话：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我创业多年，自己做公司，也见过很多公司。有些跨国公司的确是靠制度管人，而对凤凰卫视来说，我更侧重于制度基础上的情义管理。我觉得，情义管理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样本。“情义”的重点不在“情”，而在“义”。所谓“情”，就是两人眼睛对视；所谓“义”，则是两人眼睛朝向一个方向。比如，员工向你要待遇，你很窝火，觉得我已经给你很多了，你怎么还要？员工会觉得，我给你拼命，你才给我这么少？由此就会产生对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说“可以给你待遇，但这钱咱们要一起向外面挣”，这样就把对视的“情”转化成了同向的“义”。在企业里，最难处理的关系之一就是“要”和“给”的关系。要做到合理、合法又合情，的确是很难的，就如天平上的砝码，任何一点尺度和分寸都很重要。
星云大师：总裁说的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经历。所谓“俗情不比僧情浓”，短短数字，道尽了佛门里的“有情有义”实有甚于世俗中有求有取的感情。记得我15岁受戒时，母亲跋山涉水远来探望，我趁晚自习与母亲会面。开大静的时间到了，母亲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只好留下来安慰她。
第二天，纠察师向开堂和尚月基法师报告我没有回寮就寝，当时自忖：这下惨了，会不会被开除？没想到月基法师当众回答说：“他昨晚在我寮房里啊！”纠察师知趣而退，我也因此免于受罚。我当时不过是一名无闻的小沙弥，对于月基法师的通达人情、机智解危，我真是由衷感戴。
1954年，当得知他在香港无人接济时，我想尽办法将他迎接来台。高雄佛教堂落成以后，我推举他为住持。后来，在他晚年多病时，我几次半夜三更送他就医，照顾他直至终老，又亲自将他的骨灰送往栖霞山寺，为其建塔安奉。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我只不过是将当年那恩“情”延续下去，并且付以实际的行动，使之成为一项有始有终的道“义”罢了。
长乐先生：这位月基法师也真正是个懂得管理的人，他不光能很好地把握制度的人性边界，更难得有一颗善意的、体谅他人的心，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有的朋友问我：“我自己觉得对员工很好，连续给他们加工资，但他们觉得那是他们应得的，并不是特别感谢我。时间长了，我也觉得懊恼。到底如何做才能让员工感受到我的‘情义’呢？”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很多公司里都有普遍性。我建议他：情义不在钱，全在点滴间。我这个人记性好，聊天的时候员工说的话我都记着。比如，有的员工说对吉普车感兴趣，那“千禧之旅”的时候我就派他去。闲聊的时候我听说周瑛琦英语好，海南举办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我就派周瑛琦去主持。这样点将点得多了，每个员工都会觉得老板挺了解他，会觉得跟我有点私交。
再有就是我这人比较热心，甚至有点“多管闲事”。窦文涛从深圳公司调到北京公司工作，我就想起他是不是需要个北京车牌。这种很小的事情，我都会记着。员工也是人，而且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我虽然忙，但再忙也惦记着员工的个人小需求。中国人很认“性情”，我就是个真性情的人，甚至有时做事可能不靠谱，但我真心把每个人当自己的朋友，这个作不了假。
星云大师：的确，单纯地给钱不一定能让员工感受到你的情义。40年前，我在雷音寺驻锡弘法时，曾花费一番心思，将深妙的佛法化为平易的词语，教育当地的青年。日后，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慈嘉、心定、杨慈满、萧碧霞、吴宝琴等人便相继死心塌地地跟随我南来北往，弘法建寺。他们有的不计待遇，一生奉献常住；有的不辞辛苦，整日清理劳作；有的以美味的素食广度众生；有的用悦耳的音声讲经说法；有的将父母遗留的嫁妆悉数用作办学经费；有的把全部精力投入佛教事业。
如今，我有上千入室弟子分散在世界各地，或住持一方，或接引信众，或开办教育，或到处说法，或养老育幼，或编辑写作……他们在各种时空里展现了“有情有义”的人生，这是我一生中最欣慰的事情。
长乐先生：中国人特别讲情义，我觉得“情义”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密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对“重情重义”的文化价值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正所谓“仁者爱人”，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仁”，也就是前面我和大师反复探讨的珍贵的善意。没有这珍贵的善意，就不会有义举，更不会有礼、智、信。“仁”在甲骨文里的写法像两个人鞠躬，彼此尊重称为仁。儒家思想认为：“礼之用，和为贵。”有情义的企业，一定也是气氛圆融的。
星云大师：“有情有义”简单来说，是一种往复循环、互相交流的感情，十法界一切有情莫不如此。悉尼海边一只瘦弱的海鸥，因我特别关注，临走前来往飞行，围绕三匝，好像在向我致意；昆士兰林间一对顽皮的松鼠，因我饲以面包，后来每天清晨都前来拍打精舍的大门，似乎在向我问安道好；云居楼外一只流浪的白足黑狗，人皆以其不祥而弃之，独我对它友善，有一回它居然引领我到如来殿，和求见的信徒晤面；开山寮中一群五颜六色的禽鸟，因我将它们放归自然，从此呼朋引伴，在天空翱翔飞舞，婉转齐鸣，为佛光山增添无限的意趣。连身处三途的旁生畜类都能如此“有情有义”，更何况千万年来以互助为进步之基的人类社会呢？
长乐先生：当今社会急速发展，市场经济使各种利益交织，各种关系混杂，各种欲望膨胀。有情的人类，有时候甚至不如无情的动物、草木。昙花一现多了，铁树就成了稀罕；急功近利多了，气定神闲就成了坚守。树木、楼房、城市、梦想都在拔地而起、见风生长，这个世界有点躁，这个世界有点乱。但我仍然相信，这世界上最终不变的，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观—情义、诚信、善意、宽容。它们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质。于大地，它们是根本；于人类，它们是灵魂。在人生攀缘的过程中，我们要征服的不是高山，而是我们自己。你是否能在物欲横流中保持一颗善心？你是否能在无情无义中坚守“情义”？
星云大师：经常听人叹言：在现代功利主义挂帅的世界里，夫妇轻言别离，朋友动辄反目，哪里找得到“有情有义”的人呢？其实，如果我们能从消极地外觅转变为积极地躬身实践，从被动地接纳企求转变为主动地付出给予，从布施小恩小惠扩大到为对方的未来着想，从身边的亲朋好友推及世间的一切众生，天地之间，何处不是情义？尔虞我诈、动乱纷争都是社会的病态，我们有幸身为万物灵长，何不承担起做人的责任，用“有情有义”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温暖世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