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网揣摩、用心，努力地把所有的佛法，变成现代的语言，给大家讲时都能听得懂，可以受用。这也是我这一生用功最勤的地方了。
做一个出家人，弘扬佛法、宣讲教义，这是应有的责任。假如头脑好的，有智慧，他可以写作，在文化方面发展。如果是口才好的，他可以讲经说法，从传教方面发展。如果头脑不好，口才也不佳，没有关系，只要肯发心，从慈悲中开发，就可以做慈善事业，可以发心为佛门苦行、修持，还是有成功的希望。
如果说，这三者都欠缺的话，那就需要靠自己任劳任怨、广结善缘了。结缘，必定佛祖和所有的人们都不会辜负我们。普世的人，哪一个不希望我们能跟他们结缘呢？因果不会辜负我们的。
结缘，也不一定要用金钱，你可以用佛法结缘；假如没有佛法，你可以用劳力跟人结缘；假如劳力都不够，可以用好心好意、祝福、赞叹、见作随喜，这都是结缘了。
所以，在佛门里面，应该是没有一个人不可以修行、不可以得道。可以说佛法平等，人人都能成佛。
除了以上的修行以外，我倡导“六根同修”。眼睛，你要训练慈悲的眼睛，瞻仰、看经、看书、看人，用佛眼看世间。耳朵，你要倾听、要会听、要善听、要谛听。佛法的道理，所谓“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每一部经典开头的“如是我闻”，闻法，是听闻，是耳根的修行。在《楞严经》里面，有二十五圆通章，就讲“耳根圆通”是重要的修持。
另外，鼻子，倒也不只是给我们闻香、闻臭、呼吸空气，你可以闻到哪里有法味吗？有法味的地方，就如空气，可以养活你的生命，法味能长养你的法身。所以，正法在哪里？你有嗅觉能侦探出来吗？其他，像嘴巴说好话，身体做好事，心里存好心，这就是我经常提倡的“三好运动”。
所谓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同修，贫僧虽然懂得这个道理，但自幼知道，自己的眼睛也不利，耳根也不灵，鼻子也不敏，其他的只有靠身口意修行，像“身做好事”，我确实做过许多苦行工作；至于“口话好话”，我也在自我修炼，凡事都要留有口德。就例如《贫僧有话要说》里，有一篇文章本来要写“排难解纷”，只因为牵涉到一些人我是非，想来不说也罢，就免得麻烦。但是，我的思想鼓动我的嘴巴要去传教、要去说法，所以，我就在这一章里，诉说我弘讲的因缘吧！
最早，贫僧并不认为自己的六根有什么特殊的功用。在十六岁的那一年，栖霞山举行学生演讲比赛，我师父的一个法兄主持这个活动，他就把我列为第一名。但我并不因为获得第一名就欢喜，反而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在我认为不公平，应该另有更优秀的人得到才是。所以我就有点怨怪我师父的这位法兄，大概因为他和我师父的关系，他不该存有私心。人贵自知，贫僧从青少年起，知道自己的长短，明白自己应该怎么样努力。
在还没有用道传教之前，我就先用文字来传教。所谓舞文弄墨。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编过《怒涛》杂志，做过徐州《霞光》半月刊的主编，在镇江的《新江苏报》上，也发表过许多篇的文章。
到了台湾来，也自知没有其他的本领，还是要靠写文章弘道，不但排遣岁月，也想借此为佛教做一些贡献。那时候，在台湾佛教讲习会做了将近两年的教员，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胡说八道些什么，不过，那时只是教国文而已，文学的好坏得失，也不去计较了。
第一次真正的讲经说法，那是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从农历的二月初一，一直讲到二月十九日，我在宜兰雷音寺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二十天，注定了贫僧这一生，是用讲说配合写作来供养给社会。
我也听说过，讲经不能讲太多天，因为来听讲的人，还不习惯佛法，所谓“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愈听，人就愈少。就如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左右曾经在上海讲经三天，第一天人山人海，第二天就剩下一半不到，第三天人就更少了。他就感觉到，大家不是要来听佛法，只想看看印光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看过了，也就没有趣味了。所幸，我那时候年纪虽轻，在宜兰二十天的讲经，每天听众也有两三百人，只增不减，所以到了圆满的时候，共有一百零八人发心皈依三宝。这算是我最早的弘讲因缘吧。
不过，这次顺利圆满，应该与我初到台湾时，每个星期天在新竹城隍庙举办的弘法布教训练有关。那个时候讲演，群众因为对佛法的信心还没有很具足，每当我讲故事时，大众就像潮水一样，一步一步走来向我集中，等到故事讲完，开始讲道理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场讲演两个小时，人就这样慢慢地聚合而来，又慢慢地解散而去。
从中，我就悟到一个道理，讲经说法，有时要以事显理，有时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圆融，要契理契机，能够将故事和佛学相结合，才是一场成功的讲演。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一直用心于佛经里的故事，或人间生活小故事的原因。
再有，光是讲说还不够精彩，若是能配合图片更好，所以我也向日本购买许多幻灯片，透过幻灯机投射出影像，就像看电影一样，很能够吸引人的目光。当然，唱的比说的好听，宜兰佛教慢慢发展了以后，青年慢慢聚集而来，后来我就组织弘法队、歌咏队，带领着青年们用歌声下乡弘法，这在当时也为讲演开创另一个新的弘法方式。
在最初，台湾这个地方虽有寺庙，但并无佛教。佛是何名？法是何意？没有人知道，只有民间宗教。民众多求神庇佑，神道教的信仰非常普遍。我因为心中对佛法的不彰感到不平，曾经写过讽刺台湾神道教的兴隆而无佛法的童话，题目叫作《星君仙女下凡尘》、《宗教同盟大会》。
不过，后来一直觉得对民间的宗教，自己还是不应该有那样子用佛教徒的心理对他轻慢。所以后来，见老友煮云法师发表批判妈祖的言论，我就叫他不要这样。没有妈祖的信仰，当地没有法师，也没有佛法，当然就会大多归信天主教、基督教了。好在，妈祖为我们佛教守住台湾这一块土地，使其有佛教的善根善缘。
贫僧在宜兰弘法讲经，每个星期三、星期六，从不间断，应该有十年以上，但台北没有人知道。那时候，台湾的信息就是这样保守。记得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才到台北来讲演，也讲了好几年，但在台北市以外没有人知道。
最初，我在台北志莲精舍讲过“佛教与生活”，那算是我在宜兰“十年磨一剑”，到台北来一展心得。虽然听众热烈，但那是一个在家信徒的大楼，基本上可以容纳三四百人，尽管每天拥挤，也只能如此而已。
后来，就有人建议我到台北艺术馆讲演。艺术馆位于台北植物园里面，由“教育部部长”张其昀筹建，应该可以容纳千人左右，我曾经在那里讲过，但讲了什么题目内容，已记不清了。
不过，有了这个艺术馆讲演的经验，就有人建议我可以到中山堂光复厅做讲座，那是“国民大会”开会的地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我确实又到那里去做了讲座，现在也回忆不起来讲了些什么。
这两个地方讲过之后，也因为回响不断，又有人建议贫僧可以到台北“国父纪念馆”去举办讲座，说这个场地可以容纳三千多人。那时，我应该也在南部高雄佛光山开山建寺了。就这样，贫僧每年在“国父纪念馆”讲三天，从一九七七年到二○○六年，整整讲了三十年，每一年都座无虚席。在那里服务的人说，“国父纪念馆”建馆以来，从不曾有过这么多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听众呢？我想，所谓人间佛教，就是要把佛法推动到社会，推动到家庭，推动到人的生活里，让大家知道佛教是与人有关系的。我讲的佛教大家都听得懂。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有宜兰弘法的经验，把唱歌、舞蹈融入到讲座里。在讲演之前，先有一些表演，在那个时代，这是很新潮的。宜兰的青年，像后来出家的慈容法师，对于歌唱、舞蹈特别有天分，在她的带动下，真是划时代的盛况。
三十年的讲座，讲题三十年也不同。我依稀记得，从《金刚经》大义讲到《维摩经》大义、《阿含经》选讲、《大宝积经》要义；从佛教的致富之道、福寿之道、人我之道，讲到禅修法门、净修法门、律修法门等等。二○○二年，第一次比照传统讲唱文学的方式，把讲说、唱颂、梵呗融合在一起，进行“佛教唱颂讲座”；二○○六年则分别与严长寿、单国玺枢机主教、台北市长马英九对话交流等等。
在这个三十年当中，除了有一流的主持人胡秀卿和勾峰，一流的闽南语翻译慈惠法师，一流的宜兰青年歌舞表演，还有一流的听众，尽管过道上都挤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起身走动。
贫僧也很有分寸，三十年的讲演中，我正在佛光山开山，但没有提过开山的事情；也没有借用举行这个讲座来招收徒众，征求各界人士上佛光山礼拜。
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从不以弘扬佛法为名义而有另外的企图目的。我以佛法讲佛法，我不在那里宣传佛光山，或为佛光山造势，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
回顾自己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情，贫僧都非常务实，桥归桥、路归路，文化的归文化，教育的归教育，信仰的归信仰，青年的归青年，出家的归出家，把因缘果报分得很清楚，不会错乱因缘。我想，三十年的听众都可以做一个证明，贫僧在三十年的讲座里，有向大家提过一次佛光山贫穷，希望大家来帮助的话吗？没有。
应该说这三十年，养成我对于弘法、讲经、布教，专心关注学习的易观。因为我知道，佛教里有这样一个情形：
你问他：“你到哪里去？”“我听经去！”
“哪一位法师讲的？”“哦，某某大法师！”
“讲得好不好？”“好极了！”
“怎么好法？”“听不懂！”
我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才揣摩、用心，努力地把所有的佛法，变成现代的语言，讲来给大家都能听得懂，可以受用。这也是我这一生用功最勤的地方了。
所以后来，我自己的道友煮云法师，也很公平地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说你讲佛法，你没有一句是古典经文；说你不是讲佛法，你每一句话，都是经文里的意思。”煮云法师他也是一位传教布道者，我引为知己，到底是同学多年，彼此成为知交。
当然，在这期间，虽然我在“国父纪念馆”讲了三十年，所有讲经的盛况，我们也没有特别报道，佛法还是没有走出台湾，仍然只在岛内宣扬。不过，因为“国父纪念馆”的关系，后来，台湾的各个大学、监狱、工厂，甚至当局有关主管部门，我都曾经去讲过。这就是说，我把佛教带入社会各阶层里。
而这三十年弘讲期间，最值得记录的事情，是在一九八八年，霍韬晦找我到香港何文田的法住精舍讲《般若心经》，后来又到何文田大会堂讲演。有了这次的因缘，就有信徒出面，邀我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服务中心去讲说，接着又转往沙田大会堂，这里的场地比较大，能容纳一千多人。
因为回响热烈，承蒙林耀明、张丽琼夫妇和李小龙的女友丁佩小姐的热心，他们极力要贫僧到红磡香港体育馆去讲演。红磡体育馆里，有二万多人的座席，在香港，我哪里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听众？尤其主办单位策划还要卖门票，每一张票二十块港币。假如说有两三万个听众，就能卖到四五十万的港币，大概够讲座的各种开销了。
在红馆讲演，加入了“国父纪念馆”讲经的元素，里面有表演、有闻法，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有趣味又能受用，后来就一年一年地讲下来，听说包括大陆地区的民众都来参与听讲。甚至，有很多民众不得其门而入，主办单位还在场外架设大荧屏给他们观听。
过去，红磡体育馆是香港一流的演艺人员才能进入表演的场所，现在，贫僧也像电影明星一样，以一个佛教弘法者的身份进去弘讲，当然受到很多的排挤压力。所幸，我们听众的秩序很好，就这样，我每年在红磡香港体育馆有三天讲座，连续讲了二十年，每次讲座，信徒也好像过年一样，热烈响应，这应该算是我走向世界新的里程碑了。
在香港的讲经传道，对贫僧弘扬人间佛教的国际化有了很大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香港讲演结束，已经晚上九十点钟，他们回到家后，正是美国、欧洲的第二天天亮，香港这许多听过的信徒回去，就打电话给美国、给欧洲、给澳大利亚的家人，就说刚才在红磡体育馆，听了什么什么道理。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后来在世界各地弘化，大家知道有红磡体育馆的传教盛况，都支持我在当地进行弘法的开展。
我何以知道呢？一九九五年，澳大利亚南天寺要举行动土奠基典礼，徒众就互相问会有多少人参加。那是位于卧龙岗的一个市区，但是，距离悉尼市中心也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候还是一个小荒山。在澳大利亚，我们无亲无友，也没有几个信徒，有多少人会来？有人说一百个，有人说会有三百人，在我心里估计，可能会有五百人以上，但我也不敢说出来。
我记得前一天晚上，由我和萧碧霞师姑、几位徒众在另外一个精舍里研究，明天要做多少个便当。一夜没有睡觉，最后我们又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千个。但不敢对人说，心里头想，人多就拿出来，人少就分给别人去吃，没有人就给海鸥吃吧。
结果第二天的典礼，应该来了五千人以上，在卧龙岗的小山丘上，满山满谷都是人潮，他们扶老携幼，用广东话对我们说，在香港的儿子、女儿、媳妇打电话来，叫他们来参加。所以我才知道，我在佛教的国际发展，应该红磡体育馆的助缘最大了。感谢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在向世界传播讯息方面，它真是像一个发电台的中心一样。
我在香港的弘讲，那么大的场面，也靠着佛光山很多的弟子一同参与，他们都是青年，具备新时代的知识，各种的布置、各种适合这个时代的表演内容，一一展开。在历任住持如慈惠、依如、满莲，到现任永富等法师的带领下，香港的信徒都成为义工，积极参与工作，欣赏我们这种布教的灯光、色彩，共同成就一年一年的弘法盛事。
可以说，香港的佛教，在红磡体育馆讲演之前，有很不好的风气，因为香港是一个赛马的胜地，大家都不喜欢看到出家人，认为遇见光头，他们会输光，连计程车都不肯搭载出家人。贫僧今天也可以骄傲地说一句，我改变了香港社会对出家人的观感。我告诉大家，出家人是财神爷，有佛法，你们要欢喜接受。后来我们团队里的出家人，在香港商店买东西，有的店家不要钱，或者打折扣，坐计程车那就更不用说了，到了目的地也不要钱，都说他们载了财神爷、财神菩萨。
在香港的佛教长老们，如觉光法师、永惺法师等，我的讲座他们都出席支持，也给我很大的助缘。还有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以及邝美云、丁佩、郑佩佩、冉肖玲、曾志伟、陈晓东等，都皈依了三宝。佛教界如能不分地域、人我，大家合力去弘扬佛教，其成果就能更加辉煌了。
从一九八八年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弘讲扩大影响力之后，佛光山更进一步迈向佛教国际化的弘法；在此之前，虽然也到美国、欧洲演讲，但都很零星，还不成为气候。自从香港之后，好像举世皆知，对人间佛教的发扬普及，可以说一时各方响应，在世界各处遍地开花。
连天主教都请我去梵蒂冈访问，与教皇若望保罗二世见面；同时他们邀请我到意大利和平之城，阿西西市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参观。感谢他们以上宾待我，还带我参观内部的所有设施、图书馆，并且与所有天主教的神父一起用餐。我也记得有一年，南美洲巴西圣保罗各宗教联合会也邀我去圣保罗SE大教堂做一次讲演。
甚至，英国国教的修道院，都让给我们做佛堂；也接受了法国一座百年古堡，作为法国弘法的基地；澳大利亚卧龙岗市长亲自来台湾，赠送二十六英亩土地，作为南天寺建寺之用，而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捐献了澳币一百元，作为南天寺后山园林用地一百年的租金，也拓展了我们的建设。
一时之间，各地风起云涌，徒众们也都发心，或到哥斯达黎加、巴布新几内亚，或到非洲刚果、斯威士兰弘法。像依来、永嘉、满穆法师他们几位女众比丘尼，先到非洲开疆拓土，后来再有男众比丘相继参与进来。甚至国际佛光会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两地成立佛光协会，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都有人来参加成为佛光会员，我也曾经前往访问。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仍将是人间佛教的菩提种子，殷勤地到处播撒栽种。
在阿根廷、巴西圣保罗，张胜凯舍宅为寺，许多地方的信徒，也都纷纷站出来要建设道场。就这样，一下子全世界有七十多个国家地区，二百多间道场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
尤其在北美洲，从西部的洛杉矶开始，到中南部的休斯敦、奥斯汀，再到东部的纽约、波士顿，甚至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魁北克，受到当地的信徒、政府的护持，都要我们前往建寺。好在佛光山已经训练了一些语言的人才，就能应付各地的需要。
在建寺访问当中，讲演的因缘也不断涌来。例如：在美国讲《六祖坛经》，六十美金一张票，连续讲了三天，西来寺的大雄宝殿座无虚席。在西来大学以远程教学的方式讲《心经》，每堂课都要一百美金，也有几十个国家城市的人士参加。后来，所有这些售票、课程收费所得，我都捐给西来大学。现在参与我编印《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英文版的有恒法师，就是那时候参加网络听课的学生。至于历年来，加州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学府的邀约讲演，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乐于前往和青年学子们结缘。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后，曾经在世界各大城市，像美国洛杉矶音乐中心、巴黎国际会展中心、悉尼情人港国际会展中心、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等地举行会员代表大会，每次有五千名的会员与会，增加了人间佛教传播的影响力。美国政府还定五月十六日为“佛光日”，我也多次以《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
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环保与心保》等为题，为大家讲述一些对当代社会的看法。也有好几个城市都颁给我“荣誉公民”。想到当初签证不易，来去困难，而现在进出美国、澳大利亚都非常方便。
这些讲演的因缘以外，有一次经历令我印象深刻。在一九九二年，贫僧到马来西亚槟城东姑礼堂讲演，那一次可谓盛况空前。原本只能容纳一万人的东姑礼堂，挤进了将近两万人，还有许多人被拒于门外，进不到礼堂内。他们在外面大声叫喊：“我们要进去听我们的师父讲演，为什么不能进去？”州长许子根先生致辞的时候，在台上听到外面的喧哗声，于是当场允诺说：“我要把这里重建成两万人以上的体育馆，请大师再来讲演。”一九九七年，他兑现诺言，我也真的前去为新的槟城体育馆启用洒净，并在那里做讲演。
除了台北“国父纪念馆”三十年、红磡香港体育馆二十年之外，大概最火爆的盛况，就要算一九九六年，承蒙伊斯兰教国家的首相特准，由慧海法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沙阿兰国家体育场，举办的“万人皈依典礼暨万人献灯祈福弘法大会”，当天有八万人参加。我前往主讲“人间佛教人情味”，时任交通部长也是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内政部长黄家定、能力资源部长林亚礼等六位华人部长也都出席听闻。
后来，这六位华人部长为了提高华人的地位，促进华人的团结，联合举办了十场讲座，再度邀约我前去马来西亚讲演。那一次，他们也陪同我在各州巡回，每场听讲者都在二万人以上。
时隔十多年后，二○一二年，觉诚法师又再度于沙阿兰体育场为我举办弘法大会，同样八万人参加，其中就有四万人皈依，两千名年轻人合唱《佛教靠我》，震撼全场，参与者皆被青年的热情活力所感动。此外，我到新加坡弘讲，每一次都万人以上，也讲了多年。我提倡佛教国际化、本土化、人间化、生活化，应该就这样子而稍有了基础。
在这期间，还有许多的盛事值得一说。例如：美国加州议会找我们去议事会堂主持新年度开议祈福；白宫也邀约我前去访问；巴西的警察总监夫妇，专程到佛光山来皈依三宝；又如马来西亚几任的伊斯兰教首相，都到佛光山东禅寺去访问；又如美国旧金山伯克利大学兰卡斯特教授为我做西来大学的校长；耶鲁大学外因斯坦教授率学生来佛光山参访。
再有，美国的惠提尔大学、南美洲智利的圣托马斯大学、香港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澳门大学，台湾的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中正大学等，都颁给我荣誉博士学位。很惭愧，我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只靠寺院里的一点学习，承蒙这些大学不嫌弃给我鼓励，跟我结缘。后来，北京大学也邀约我做了荣誉教授。
此后，像同济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也纷纷邀我到他们的学校讲演，敦请我做名誉教授。我在厦门大学讲演“空有之关系”，不但校长亲临，还有师生四千多人听讲。去年（二○一四年），受到镇江市政府的邀请，贫僧在镇江体育馆讲了“看见梦想的力量”，当天镇江的书记、市长等，有八千多人与会，秩序非常好。我一面讲演，一面运用现代的投影设施，让人家看重佛教，不再认为佛教是落伍的。
其他，像在四川重庆华岩寺、三峡博物馆、湖南岳麓书院、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上海中华艺术宫（原世博中国馆）、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山东滨州明珠大剧院、广西人民大会堂等等，我虽不便于行，仍然前往讲演。其他像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沈阳、哈尔滨等地，更是经常邀约不断，只是我个人现在年老体衰，也难以如愿和大家结缘了。
我不敢说因为这许多种种因缘，让人间佛教在大陆受到重视，但可以肯定地说，原先中国佛教学院的僧青年们，现在都成长到中年了，如学诚、圣辉、心澄、隆相法师等，他们都是未来中国佛教的希望。
最近，中国佛教协会换届改选，学诚法师当选了会长，全国副会长数十人，这是大陆多年来佛教的盛事。我特地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因他于宜兴大觉寺举办“人间佛教交流联谊会”的因缘，便邀约了台湾知名的青年法师和一些同道朋友，前往北京为学诚法师主持中国佛教协会给予祝贺，也是一桩盛事，增加了两岸交流来往。我总希望两岸团结，共同推进为中华文化和佛教在世界发杨光大。
最近（二○一五年四月），扬州为了庆祝开城两千五百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于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举办三天《般若心经》讲座，市长亲自来为我的讲演致辞；每天四五千名听众凭票入场聆听。徒众告诉我，讲演最后一天，有一半人以上，泪洒会场，流连难舍。
上个月（四月），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与佛教宝典》，首印一百一十万册，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后来《人民日报》还来采访我，我非常高兴，在中国大陆，人民至上，让我能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也是我希望促进两岸和平的一点微愿了。
中国的领导人，从过去的江泽民、胡锦涛主席，到现任的习近平总书记，我都有过多次的因缘见面。而在他们之前，世界上的领袖，我见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访问过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泰皇普米蓬请我们到皇宫吃饭。到后来，两年前我在新加坡弘法的时候，总理李显龙先生全程参与听闻；甚至，今年（二○一五）三月，我们南天大学启用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先生也来出席为我们祝贺。你说，世界上有这许多佛缘，怎么不感到可贵呢？
对于讲演，我也记起几件事。有一次，我在洛杉矶讲演时，忽然有大概三十位左右，穿着白色类似佛教海青的基督教佛友，前来听讲。他们自称是基督教里的佛教派，其根据地在圣地亚哥。他们听了法喜充满，后来还到西来寺和我来往。不过，经过十余年，我也很久没有到西来寺，也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说起美国佛教，十多年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曾经告诉我，他研究过，在墨西哥中部有一个城市叫Acapulco，那里都是佛教徒。据闻，这是一千五百年以前，大约在南北朝刘宋时期，有一位在中国居住的印籍比丘慧深法师前往传教。可以说，他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一千年，并在那个地区奠定了佛教的基础。目前，美国有许多古物，如旧金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石锚”，据传就是慧深法师所遗留下来的。
也记得我初到洛杉矶开山没有多久，有一位信徒寄给我一张《洛杉矶时报》创办一百周年纪念特刊，刊登了一张九位中国出家人到洛杉矶弘法布教的照片。可惜我不懂事，没能把那一张报纸好好收存。假如有人来研究，佛教的种子应该在一千多年前，就传播到美国了。
贫僧我这个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的性格，不曾想过要留下什么事迹。像现在口述《百年佛缘》、《贫僧有话要说》，也都是临时起意，不是有预备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要去创造历史、记录历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遗憾，很多历史上的事件，我都有经历过，却对这许多记录都没有重视。
这数十年来，弘讲的听众对象无数，最特殊的，应该要算监狱里的同学了。一九八七年左右，贫僧受军方的邀请，到新店、岩湾、泰源等军中监狱，作了一系列演讲。在此之前，早在一九五三年，我第一次踏入宜兰监狱布教，就开启我监狱布教的因缘。可以说，全台湾各县市的监狱，没有一个我没去结缘讲过。由于我经常在台湾各个监狱布教，贫僧也成为“法务部”第一个聘任的监狱教诲师。
我记得有一次到花莲监狱布教，里面有两千多名年轻重刑犯，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我在讲演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假如你们都跟我出家，我带领你们为社会做好事功德，我们不但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自己。
我也曾在土城监狱举办过短期出家，传授三皈五戒；好几年前，我到高雄女子监狱，和六百名年轻女性的受刑者讲话，得知她们大部分都是因为丈夫违反了“票据法”或吸毒，而她们做替罪羊代夫坐牢，我觉得妇女伟大的情操，男人真是要自愧不如。
贫僧也曾想设立监狱与社会之间的“中途之家”，因为受刑人释放了以后，社会不容易接受他们，他们也不容易适应社会。希望在刑期快满前数月，把他们交来给寺院，我们给他们心理上的辅导、关怀。再说，监狱里的管理大多“不可”，不准站、不准坐，不准这样，不准那样，我想，在合法的情况下，在寺院里允许他们这样、允许他们那样，让他们学习用积极、和善、慈悲心回到社会服务，找回自信心。我想，因为刑期快满了，他们应该也不至于会逃跑，免得重蹈刑罚。
但是，我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获得认可，“法务部”基于法令上的种种限制，尤其怕受刑人真的逃亡，没有人敢负责。原本我们预备提供两个寺院做这件事的，后来没有成功，我也深以为憾了。
不过，“法务部”也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配合，我们在台南明德监狱，认领了一个戒治班（戒毒村），由佛光山的法师在里面布教，我也因此和前后任的“法务部长”廖正豪、马英九等多次交流。
回忆起一路走来的弘讲因缘，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许多人聆听的。一九五三年，有一次贫僧在宜兰讲经，因为时值六月，天气炎热，时间到了，我站在讲台上，下面空无一人。因为我一生要求自己守时、守信，所以当我在台上站好了以后，也不管它台下没有人，就开讲了。在场外一二十位乘凉的民众，才陆续跑进来听讲。贫僧最初的弘讲，也曾有过这样的尴尬情况。
贫僧在台湾一个甲子以上的传教，让佛教从寺院走向社会，从殿堂走进学校，从山林走到都市，从小庙走进会堂，从台湾走向国际，这许多的一切，都蒙佛陀的加被、信徒的热诚。所以佛法弘扬要靠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希望我们的佛教人，大家共同努力，能把这许多佛光法语普遍于地球之上，这是贫僧最大的愿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