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网我觉得为政之道，是要包容、和平、尊重、平等，造福全民；所谓中华文化中，“王道”比“霸道”重要啊。
知道贫僧的读者们，除了知道我有很多的名字以外，还知道别人给我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许多人称贫僧为“政治和尚”。“政治和尚”这个名词，我也非常不喜欢，因为贫僧从小出家，一生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甚至我和政府官员之间，除偶尔接受他们的访问以外，也没有太多交往，我为什么要被冠上“政治和尚”这个名称呢？
政治，没有什么不好，有名的政治家，像英国的邱吉尔、美国的林肯、罗斯福、德国前总理科尔，他们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求福利，功在人间。也有一些政客利用权力，图私为己，不把国家、人民放在心上，当然就不被称道了。
会有“政治和尚”这一词，大概由于我曾经是国民党的党员。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任命为国民党的“党务顾问”，我没有接过一份聘书，也没有一个人转告我是党务顾问。后来，我又做了国民党的“评议委员”，我也没有接到什么人的通知，也没有收到聘书，只是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人事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有“星云”两个字。既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给我什么名义，我也不能推辞否认了。
说起了贫僧做国民党党员的缘由，要追溯到十八岁的那一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战胜利，在我们佛学院的讲师名单中，有一位讲公民课的老师，口才相当了得，雄辩滔滔，非常受我们同学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们全体同学都参加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我也不知道做一个党员，会有什么权利、尽一份什么义务，他只是发给每一个人一张党员证书。
但当我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的时候，有一天，代表师兄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户人家做功德佛事，走在一片荒野山区，忽然想到，国民党、共产党的人士经常在此活动，而我身上带着国民党的党员证书。于是，就不把这张党员证放在身边的口袋里，而插在鞋子的旁边；因为要走一百多里路，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再看看这张党证，已经磨成面粉的样子了。我心里想，这样也好，我是出家人，“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呢？
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一两年后，那时国民党有“党国元老”之称的李子宽老居士，他曾经和太虚大师、章嘉活佛三个人共同列名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委员，他就对我们说：“你们法师，要想在台湾弘扬佛法，不给当局认同，恐怕难以活动，我劝你们，统统参加国民党做党员吧！”
那时候在台湾，因为蒋夫人（蒋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她的教性非常坚强，所有的公务人员，不改信基督教，难以升官，不改信基督教，难有到海外访问的机会。甚至，我们出家人要想在各地传教，如果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警察也不会允许。
在那时候，贫僧非常热心要弘扬佛法，想到我若不做国民党的党员，事实上会有弘法的困难。因为他叫李子宽，我称呼他“子老”，我就说：“子老，出家人做党员，也不能去为党服务，光有一个党的名义，反而给人见笑，可否让我们不要参加国民党的小组会议、不要叫我们缴交党费，也不要给人知道我们是党员；至于我们在台湾弘扬佛法，在国民党当局领导之下，我们就随他们安排了。”后来一二十年当中，我也没有参与什么会议，偶尔，在乡村弘法布教，让警察知道我是国民党党员，确实也得到不少方便。
一九八六年，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蒋经国先生做“总统”，指名要贫僧出席，并且要在会中发表讲说，我才感觉到有些紧张，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记得会议是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召开，先是由秘书长马树礼先生做政治报告，后来由郝柏村先生做军事报告。这时候，有一位先生送来一张纸条给我：“主席（指蒋经国先生）要你下午发表意见。”
既然要贫僧发表意见，我一个出家人不能妄语，不能只是歌功颂德，我应该直接把我的意见说出来，要对当时的社会有所贡献。于是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我希望当局开放，让台湾的大陆籍人士能回到大陆去探亲。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么多年，有家难归、有亲难投；尤其一些老兵，思乡情切，我们不能为了两岸的战事，使得很多的百姓家不成家、人不成人。
第二，我希望国民党要开放，不要只有一党专政（那个时候还没有民进党）；对于党外异议人士，例如高玉树、邱连辉等，要能给予接纳包容。因为党外人士也有很多有为之士，不予任用，甚为可惜。假如让他们加入政府的阵容，更可以显见政府的力量。
第三，我希望让佛教来办一所大学。因为在台湾，天主教办有辅仁大学、静宜大学，基督教办有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在东南亚，那么多的佛教徒感觉到台湾没有一所由佛教办的大学，实在让他们心有不公不平之感。
第四，我希望当局要发展体育。像少年棒球队、青年棒球队为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荣誉。现在也不是以战争为主，两岸可以从事和平发展，在体育上竞赛。现在不少人都提出，所谓以“三民主义”的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那也不必要战争。我们把战争浩繁的支出，用来发展体育，可以扬名国际……
至于，还有一些什么建议，我也记忆不清了。不过，这一段讲话，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央日报》”第一版。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段讲话的记录，在国民党的档案里也有存档。那天郝柏村还对贫僧说：“今天，包括马树礼，我们三个扬州人都讲得不错。”其实，我自己对党政外行，也不是要做官扬名立万，只是说了心中的感言，希望社会、人民、佛教都有所增益，希望未来更好。
后来，据闻蒋经国先生有所改变，陆续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戒严，并且有人告诉我：“你一个和尚，都希望如此，他当然有所裁决。”我们知道蒋经国先生不容易听信部下的建议，因为我是一个和尚，不是他的什么部下、官员。当然，和大陆往来，我不敢居功，也非我个人的能力所及。
之后，国民党成立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组织，我被推为常务委员，记得和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还曾经一同开过圆桌会议。后来，对贫僧被“誉为”“政治和尚”一词，在报章杂志上就屡见不鲜了。当然是誉少谤多，批评我的人都说，你是和尚还要参与政治吗？我对于这句话一直耿耿于怀，不以为然。因为政治我们可以不参与，但是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民的富乐，我们佛教徒不能置之度外。
太虚大师在抗战胜利初期，据闻蒋介石曾经要求他组党，他推辞以后，提出一个佛教今后对政治的主张：“问政不干治。”我对太虚大师的高见，举双手赞成。因为我们出家人做官，当警察局长、当什么县市长，这就不便了。不过，一些“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员”等，这个应该要义不容辞地参与。对有关人民幸福的事，不能不问，所以这“问政不干治”的理想，大概就在此吧！甚至后来我到高雄寿山寺的时候，已经一九六一年了。在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担任主任委员的季履科先生，曾经要我竞选高雄市的“立法委员”。当时，我已经看出台湾的选举，不是选贤与能，完全是谩骂。我想到，假如我个人参与选举，祖宗八代拿出来被人羞辱也还罢了，把我的教主佛陀释迦牟尼佛，也拿出来被人辱骂，实在是划不来。因此，我就敬谢不敏了。
虽然如此，贫僧这一生，虽不想做官，也不想做“民意代表”，但对于社会的公平公义，有时候不能不参与意见。
我是一个普爱世人的出家人，不应该对这个世间有党派的观念；我做和尚，终生不悔；我做了国民党党员，也是终生不悔。虽然国民党对过去政治犯的残忍屠杀、对异议分子的冤屈，践踏人的生命，我是深不以为然，但是，国民党对我的宽容，虽有白色恐怖时期，我还能在那个乱世时代保住小命，也算不容易。
但贫僧对于台湾媒体的一些人士，动不动就批评说：“出家人还要干预社会？还要参与政治？还要表达意见？”对于他们这种说法，我深表不认同。出家人要当兵，也缴税，出家为什么不可以关心国事呢？至少说，我是一个没有犯法的公民，我不是被褫夺公权的受刑人，我不能关心政治吗？我不能对社会人民的福祉表达意见吗？那贫僧作为出家人，普爱世人的责任，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到，我没有被褫夺公权，我们的媒体和民间的一些人士，你们就这样残忍的剥夺贫僧公民的权利吗？是你们无知，还是你们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义呢？想到我们的教主佛陀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以后，经常受印度的国王问道。例如：印度南方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北方憍萨弥罗国的波斯匿王，都经常向佛陀请问一些治国之道。佛陀对政治，曾经发表过《仁王护国经》，也倡导仁王政治，他并没有说佛教不可以关心世事。
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的时候，曾经写到，雨舍大臣奉阿阇世王的命令，要去向佛陀请教他要讨伐越祇国，能否打胜仗呢？雨舍大臣见到佛陀，很难启口。但佛陀知道他的来意，就跟阿难尊者说：阿难，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假如一个国家教育昌明，社会伦理敦厚，父慈子孝，上下和睦，人民重视道德，守法守纪，你说，如果有另外一个国家要去侵略它，会胜利吗？
阿难尊者回答说：佛陀，侵犯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胜利的。
雨舍大臣听了以后立刻起身告辞，他说：佛陀，我了解您的意思了。
佛陀没有逃避，他也是“问政不干治”。佛陀虽然把佛教护法的责任交给王公大臣，但也是让政治界保护佛教，佛教拥护人民，拥护社会国家。
佛教传入中国，当初五胡十六国的石虎、石勒滥杀民众的时候，不就是靠佛图澄大师显现神通，感化他们，才减少许多杀业吗？他拯救了多少万千苍生，后来二石还礼佛图澄做老师，时常向他请教国家大事。
东晋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佛法难立。”说明佛教与政治是互惠的，佛教拥护国家，两相受利。但是到了道安大师的弟子庐山慧远大师，曾在《沙门不敬王者论》里说过：“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岂庙堂之器？”这也只是说明：宗教要超越政治。
有一些所谓有修行的圣贤，他们对于世间俗事不愿意闻问，所谓“不在三界内，超出五行中”。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化，当佛教在衰微危急之秋，如果说不再服务社会、关心时势，不是要自取灭亡了吗？
所以，太虚大师不愧是当代新佛教的领导人，他倡导佛教要改革，即“教义改革、教产改革、教制改革”，并且提出“问政不干治”的指导原则。我想全佛教徒都会奉为圭臬，大家多关心国计民生、多关心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去从事治理的工作。我觉得当代有知识的人士，应该尊重佛教徒已经放弃治国的权力，但是不能叫他放弃关心人民的福祉。
贫僧一生中，虽没有像慧远大师“沙门不敬王者”，但是，我和王者、政要来往都毫无所求。佛光山当初启建的时候，因为得罪当时的地方首长，他不给佛光山寺庙登记，一直等到十年以后，他下台了，我才领到佛光山的寺庙登记。我也很自豪地说，你做政府的官员，纵然选举当选，总有任期，无论四年、八年，你总不能终生担任官职吧！可是我做和尚是一生的，我以一生的岁月，跟你的政治生命相比，我更稳操胜算。
佛光山启建，虽然我们也开创了这么多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的事业，但我们没有求助政府给我一块钱的补助，为什么？因为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想法。所谓“大丈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抱着这样的原则，相当于佛陀说的“有缘佛出世，无缘佛入灭；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我既是佛门弟子，有什么不能效法佛陀的行为呢？
台湾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好，这是很可贵的；可惜，制度虽好，思想观念不改变，削足适履的自由民主，总有一些不合时宜。例如，贫僧初到台湾，就参与了台湾的“民主选举”，最初五六十年前，还会喊出“选贤与能”的口号，颇有尧舜的谦让精神；后来每况愈下，就经常传出选举贿赂、买票的情况，丑化对手的言论。
记得有一次，陈武璋参选高雄市长选举之后，他的总干事洪地利议员，送了竞选后剩余的经费，说要捐给寿山寺，我也不肯接受。我一生没有给政治人物捐款，也没有收过买票，当然也不接受政治人物给我的捐助。洪先生就说：“这是选举剩余的钱，你接受，应该没有关系。”我说：“洪议员，你知道，这个钱如果收下来一次，是关系我一生理念和名誉的关键啊！”他终于才把钱收回去。这就是贫僧做人的准则。
至于有人说在美国有所谓“政治献金”事件，在美国，政治献金是合法的，每一次选举，政府允许人民可以在有限的范围捐献一些金额。我们要在美国生存，要弘法利生，为什么不能跟美国人平等行事呢？
我们佛教徒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虽然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既然是民主社会，当然也具有神圣一票的权利；但是，每当选举，出家人去投票，总要受到媒体的冷嘲热讽，这种歧视宗教的行为，是不懂得民主的真义呢，还是自由民主的堕落呢？这实在是今日台湾的政治人物和全民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承认“中华民国”，民进党不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他每次又要参与选“总统”，究竟他参选的是哪里的“总统”呢？我曾坦诚地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是哪里人是改不了的，但每当我说我是中国人，总有人批评我不对。那么，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哪一国人呢？我是日本人吗？我是美国人吗？难道要让我做一个无国籍的世界难民吗？
我觉得为政之道，是要包容、和平、尊重、平等，造福全民。中华文化中，“王道”比“霸道”重要啊。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和尚，我做过国民党的党员，我是中国人，这是贫僧一生不能改变的。这也是我的理念和信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