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网让一些有为的媒体记者，在这一个时代里，能以他们的笔杆救世界、救社会、正人心，做社会的导师。
多年前，我曾经在《天下》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媒体让台湾往下沉沦》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直在我心中久久难以释怀。媒体人都是社会的栋梁和精英，为什么他们会使台湾往下沉沦呢？我想，是因为有一些不正派的媒体，他们把优良的媒体本质掩盖了。这些媒体，总是报坏不报好，报假不报真，报恶不报善，报非不报是，为了取悦读者，不顾社会的风气，让“台湾最美的风景”都变得不美了，那是非常不当的事情，也难怪《天下》杂志要出专刊，慨叹说媒体让台湾往下沉沦了。
记得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在《远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我的台湾梦：出现〈更正报〉》，里头提到：“有了《更正报》，受委屈的人找到了救星。他们终于可以用另一份报纸来辩护。”后来又在《政客变君子，台湾走出政治雾霾》一文中，再提到：“通过不实指控，制造对立，造成社会不安，其中以民代、传媒、动嘴、动笔者为多。”《联合报》的元老张作锦先生也说：“媒体不走邪恶之路，是基于对一种价值的信仰，并自愿长期、忠诚地护卫。”评论家南方朔先生则说：“当媒体变成一种消费品，而不再是社会的公器，这时候，媒体只会将一个社会拖向平庸和无聊化的深渊。”从这许多文化人的言说里，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媒体的现状。
新闻媒体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媒体的自由，还是要有规范，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假造别人说的话，极尽造谣中伤，如果媒体认为这也是自由，那就是错误了。
前不久，天主教教皇方济各访问菲律宾，其时，也正是我在菲律宾筹建光明大学的会议中，听闻有记者问教皇，对于不久前，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受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射杀的看法，教皇回答说，新闻有言论自由，宗教也有信仰自由，不能以言论的自由来侵犯别人信仰的自由。就像有人毁谤我的母亲，他可能也会吃上一拳。
教皇这样的回答，实在不愧是一位天主教的领袖，四平八稳，彼此顾到，非常公平公正。因为当今此世，许多人都错解了“自由”的意义，以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事实上，你欢喜是可以，但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
所以，现在许多人滥用了“自由”，以自我认为的自由来侵犯他人的自由，实在不当。今后的世界要和平，社会要和谐，必须要大家先尊重别人的自由。
佛教释迦牟尼佛制订了很多的戒律，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佛弟子有在家佛弟子的戒律，但是很多人都害怕受戒，认为戒是不自由的，受了戒，杀生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婚外情不可以，妄语两舌不可以，太不自由了。
实际上，佛教解释“戒”这一个字，是自由的意思。戒杀，就是要你不侵犯别人的生命，要尊重别人生命的自由；不偷盗，就是要你不侵犯别人的财产，要尊重别人财产的自由；不婚外情，就是要你不侵犯别人的名节，要尊重别人的家庭、身体、名节的自由；不妄语，就是要你不要毁谤伤人，要尊重别人名誉的自由。所以，戒是给别人自由，也是给自己自由。
让我们到全世界的监狱里面去做个调查吧，为什么把受刑人关起来？国家法律不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吗？就是因为他侵犯了别人的自由。假如说我们自己不侵犯他人，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又有谁会来侵犯我们的自由呢？
因此，今天的台湾，如果媒体都能公正无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尊重法律上的人权保障，那么媒体可以救台湾，台湾也就能跨进一大步了。
不过，要媒体人救台湾，也先要社会提升读者的人文素养，提升阅读的品质，不要媒体报道耸人听闻、揭人隐私、以假乱真的新闻，要求真、求善、求美；有好的读者，自然就会有好的媒体。
在台湾，我们经常听到人说：“今天电视不好看。”为什么？“‘立法委员’没有打架！”那么记者就必须要报道打架的新闻，来取悦观众。又有读者说：“今天的报纸不好看，没有什么杀盗奸淫的社会新闻！”那么报社为了让它的报纸有销路，就是没有杀盗淫乱的新闻，也要尽量地制造出一些事故来。所以，台湾的媒体到了这个程度，民众也应该负一些责任。
据我所知，一九一一年以来，有不少优秀的媒体记者，如：《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庸报》的董显光、《大晚报》的曾虚白，一直到台湾早期《公论报》的李万居、《立报》的成舍我、“《中央日报》”的马星野、《自立晚报》的吴三连，还有《联合报》的王惕吾，也提倡正派办报；就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对于公益、环保、水利，也热心护持。可以说，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中流砥柱，以文字主持公道的“笔阵群”，他们的功绩不但流传在社会，也深入到人心。甚至于世界上也有一些报纸，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等，他们的报道客观，议论持平，对世界深具影响力，如果要颁发“普利策奖”，这许多的报人，都可以成为世间的典范了。
贫僧对媒体非常尊重，在四十年前，就曾经想要举办类似“普利策奖”的新闻奖，以鼓励媒体人，但是有人责怪说这是我们想要收买记者，所以后来就不敢进行了。
直到前几年，因为贫僧老矣，自觉对社会有义务、有责任，所以筹设了“公益信托教育基金”，并且设立了“真善美新闻传播奖”。为了让媒体都能走上真善美的境界，我邀请高希均教授、张作锦先生等人做评审委员，给予优秀的记者奖励。现在已经六届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一件事，也没有推荐过一个人，就让高教授他们那一班委员公平公正地去审核。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奖项？主要的，是希望让社会有公义、有公道，让一些有为的媒体记者，在这一个时代里，能以他们的笔杆救世界、救社会、正人心，做社会的导师。
现在台湾的媒体，从过去的社会新闻，到内幕新闻，到随意报道，颠倒是非，造谣惑众，这是台湾的命运呢，还是记者太过于要讨好阅听人寻求刺激的心理呢？
二十年前，有一次我跟随团体到日本去参拜寺院。有一天，其他团员都出去了，我没有外出，就在饭店里。无意间，我打开电视，见到两位老教授，一位是中村元，另外一位已忘其名，他们正在对谈生死问题。节目从八点钟播放到十一点，中间没有广告，也没有第三人出现在画面上，就只是两个人在那里讨论着生死，内容深入专研，让人不禁动容。那一天，整个上午，不但让我对于人生的去来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身心的平静、安详、自在，更是至今难忘。
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台湾的媒体，报道新闻也不需要那么样的紧张、那么样的急迫、那么样的激烈、那么样的耸人听闻；反过来，如能把这种悠闲、安静的知见，散播给社会，还可以说台湾的媒体不能救台湾吗？
当然，我们都知道，现今媒体的经营，有它的困难；不过，世界上的媒体也都有国家给予补助，必须要帮助政府推行政令、改善风气。既然报纸不必自立为生，它就应该和政府紧密合作，像学校教育一样，对这个社会实行社会的教育。如何实行社会教育呢？报坏事，更要报好事；报坏人，更要报好人；报恶行，更要报善行。
我记得，美国圣地亚哥曾经有一条搁浅的鲸鱼要放生，“《中国时报》”给予全版特写，温馨、可爱，至今多少年来，始终让我难忘。过去台湾的红叶少棒队，震惊天下，《联合报》的追踪报道，也让我感觉到，做一个台湾人真是与有荣焉。
假如说像这一类的新闻能再多一点，每天都有，或者对于小人物的行事，像爱心菜贩陈树菊、青年公益家沈芯菱、世界杯面包大师赛金牌得主吴宝春等等好人好事，能多给予报道，必然对社会人心的安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我是国民党的党员，这我不否认，但我的想法是超越党派的，觉得党派可以为理念、为政见去争取权利，但是不应该伤害人我的和谐。尤其我们不要让台湾的媒体，成为政治人物利用的工具。现在每天打开报纸，一眼看去，全篇都是政治人物对他人不负责任的毁谤批评，很少有小民的故事。
实际上，我感觉到，在这一个社会里，青菜萝卜的价格、牛奶面包的品质，也都与全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假如媒体能把政治新闻减少到只有一二成，让全民的生活所需，在报纸上有广大的篇幅报道，政治的冲突减少了，社会的和谐也就增加了，这不就是台湾得救的开始吗？
我自己也知道，“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声音太小，甚至于连我们岛内的记者先生们，不知道有这一个奖项的，可能也大有人在。所以，我很愿意让媒体人自己组织一个公平公正的委员会，由委员会来主持颁发这一个奖项。我想，媒体自我自力自救、自我订立公约、自我自立期许，也是重要的发展，假如有这样的活动需要奖励，贫僧也极愿意支持。
像贫僧数十年来许多没有说过的话，记者都说是我说的；不是这一回事的，也都说成这一回事，如同驴唇不对马嘴。就举一个例子说，最近山西运城关公像来到佛光山，我连雕像都还没有看过，就有人说我因为关公没有青龙偃月刀，拒绝接受。这个说辞不晓得从何而来？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介小民，对于这许多事情，也只有徒叹奈何了。
所以，贫僧今日的微弱呼号，也不光是要记者们救读者、救社会、救台湾。大陆人民评价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于台湾这样的美丽的风景，我们的媒体又为什么不借机来宣扬呢？
我曾在书上看过一个文人的小故事，说给大家共勉。故事这么说：
有一次，阎罗王进行审判。他说：“张三！你过去在人间造桥铺路，行善积德，让你再到人间做人！”接着又说：“李四！你过去杀人放火，判你到十二层地狱受苦五年！”“王五！你过去在人间诡计多端，陷人于不义，判你到十四层地狱受苦十年！”排在最后边的是赵六，阎罗王毫不留情地出口就说：“赵六！你到无间地狱去吧！”
赵六听了很不服气，就说：“阎罗王，什么人做了好事，你判他做人倒也罢了，但是那许多杀人放火、陷害于人的，你判他五年、十年，而我只是一个文人，写写文章，做做报道，为什么你要把我打入十八层无间地狱呢？”
这时候，阎罗王就说了：“你身为文人，成天绘声绘影，造谣生事，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了你写的文章，夫妻吵架、家庭不和、朋友绝交……对此后的社会起了许多看不到的不良影响，所以你的罪过很严重，不堕无间地狱不行啊！除非等到你过去写的文字在这个世间消失了，你的罪业才可以减轻。”
总之，我想，需要媒体救台湾！台湾人民的心灵如果都能向真、向善、向美，大家不就都升天堂，不会下地狱了吗？
佛光山之所以今日能成为台湾佛教的重要道场，其中也有台湾媒体帮忙宣扬的助力；今日贫僧能小有名气，为社会的公益尽一份心力，也是靠着媒体给我的鼓励，才能成长。但是，不可讳言，媒体加之于我们的伤害、冤枉也不少。
比方说，过去台湾的社会异议人士发动群众包围佛光山，按照他的说法，是我们把路堵住不给村民行走。事实上，他指的那条路本来就属佛光山所有。我们为了方便村民通行，甚至还特地开设了另外一条道路。偏偏他还是不认输，硬是要说我们堵住民众的去路。没有办法，最后我们只有把土地所有权状都拿出来给记者看。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一刊登出来，说法竟然和我所说完全相反。我就质问那个记者：“昨天不是跟你讲了，也给你看过了吗？”他说：“我确实是照你所说的去写啊！我不知道今天发表出来会是这样。”
总之，媒体人不知道为社会小民伸张公平正义，民众没有获得法律的保障，也没有获得社会媒体的护持，都是在委屈不平里饱受压力，连呻吟诉苦的机会都没有。或许，这就是台湾到现在还没有一份《更正报》的原因啊！
我对于媒体报道要详实，有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点，要做双面调查，不要轻易地给人加上一些罪名，真实的，就要据实报道，凡事一切都要让它还原。希望媒体不要做“制造业”，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再生出问题。
第二点，希望媒体人能多做一些功课、多承受一些辛苦、多培养一些素养，对一则新闻要深入去了解，不要轻率报道。社会太多的不公不义，连空气品质都不正常，大家呼吸到的不是新鲜空气，又怎么会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社会呢？
我觉得，做一个媒体人，公平正义是基本的道德底线。回忆过去有那么多的报人和记者，他们向权威挑战，不惧危险去闯关，向真理去求证，所以到最后他们都成为一个名记者。
在今日社会里，我们报纸的读者，文化水平还不够，人文素养还不够，记者负有教育的责任，要把每一位读者都教育成社会优秀的公民。对此，记者们怎么可以说媒体不能救台湾呢？
现在有不少媒体记者，喜欢站在先入为主的立场，对人做试探性的采访。比如这一次尼泊尔大地震，有一个记者就来询问我们佛光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对尼泊尔大地震会怎么样救助？”
这个工作人员面对问题，倒也直率有理，反问他说：“救灾人人有份，为什么你们不去救济，而要来问我们呢？假如这一件灾情牵涉到国际，你应该要去请教政府有关部门，问他们应该要怎么办，或者询问专业救济单位红十字会，他们应该要怎么办。我们一个民间的小团体，就是救济了以后，也会有一些报道批评，说我们什么账目不清、舞弊贪污、图利钱财。做善事反受侮辱，我们也禁不起这种伤害，所以现在我们会自己去救济，也不希望有什么报道，我们随心随力，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因此你问我的话，恕难奉告。不过，社会上的好事坏事，媒体人和一些有心人士应该知道，人在做，天在看，你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因果不会不知道。”
总而言之，让我们对媒体建立起信心，认为媒体是公平的、公正的，让媒体成为台湾人向真善美迈进的学习目标，这就能达到“媒体可以救台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