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网如果有人愈是能经得起刻骨铭心的苦难，能够忍受得了，他必然愈是能够成功。
贫僧一生没有进过学校念书，不要说没有小学毕业，我连幼稚园的毕业证书都没有，但这并不表示贫僧没有读书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贫僧到了这把高龄，因为眼睛不好，还要徒众轮流读书给我听。
回忆幼年，贫僧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完整的家庭教育，但生性有一个“自我教育”的性格。所谓“自我教育”，就是“自觉”，觉察到自己需要学习做人，需要学习做事，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所以，回想起幼年时期的我，应该是一个礼貌的孩子，常跟随外婆，在各个佛堂走动，周遭的人，也从来没有人责骂过我或嫌弃过我，他们都喜欢我这个小孩。大概贫僧的幼年也有讨人喜欢的条件吧！
记得我幼小的时候，听外婆在佛堂里唱的诗歌：“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又例如《因果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隔八十多年，至今，当时唱诗歌的那许多情况，如同还在我的眼前。
我虽是一个男孩子，但我喜欢做家务，扫地、洗碗、烧火，甚至于偶尔做一点简单的饭菜，非常勤劳地从事家务劳动。因为家贫，不得不帮助父母解贫救难。还在幼童时期，我就喜欢拣拾人家丢弃的废物，像杏核、李子核，人家吃了就不要了，我把它聚集起来，卖给中药店，也能换几个零钱。
我也经常早晨拣狗屎、晚间拾牛粪，狗屎可以做肥料、牛粪可以当柴烧，还记得换来那几个小钱给母亲的时候，她非常的欢喜，我也很高兴。尤其在十岁那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家乡被战火烧得面目全非，房屋也都烧光了，到处都是瓦砾。我和另外一些同伴，就从那些瓦砾中，挖掘一些铁钉、铜片，也可以卖几个钱。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一种资源回收吧！
那个时候，倒也不是完全为了赚钱，我想，人生就是一种学习，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儿童可以到学校里念书，但我可以学习做人、学习做事，也不算荒废童年的时光。
我在初出家时，虽然年龄只有十二岁，但也不是全然无知，可以说，也能认识几百个汉字。那都是从不识字的母亲，在我讲话错误、说话不当的时候，告诉我正确的语言应该怎么说而认识的。我也曾经上过几天的私塾，应该帮助我认得几个字。
出家的时候，师父跟母亲承诺可以让我念书，实际上，当时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区，僧团也一样三餐难继，平时也没有人提读书这件事。偶尔有一位老师要来上课，敲钟集众时，大家反而奇怪地相互问道：“为什么要打钟？有谁来教课呢？”
其实，教我们的老师也没有受过教育，可能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只是因为年龄比我们大，参学时间比我们久，我们都尊之为老师。有时候为我们上课，写黑板板书，连位置都不适当，教书时解释词汇，也感觉到不很高明。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这不高明的教学中，学习到自己以后应该要怎样写字、怎样解释课文的词句。所以我觉得，有好的师资，固然是我们学子的福气；没有好的老师，只要他正派、拥有知识，从不高明、不究竟里，也能学到一些道理吧！
现在回忆起来，贫僧在栖霞山寺七八年间经常觉得课程太深奥。例如，老师跟我们讲“如来藏”、“十八空”、“八识”、“二无我”，我完全听不懂。或者讲《因明论》、《俱舍论》，我听了真是摸不着头脑。记得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很惭愧，就是现在叫我来讲说，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那个青少年的我了。因不知道如何去写，只得去别的书上抄录一些来应付交卷。
老师对这篇作文的批语写道：“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还甚为得意老师批了诗句给我，后来学长跟我说：“两只黄鹂在叫，你听得懂它在叫什么吗？一行白鹭鸶在空中飞翔，你了解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懂。”他说：“所以老师讲你写的是‘不知所云’。”我惭愧不已，不敢再随便乱说。
在栖霞山参学期间，不准外出，不准看报，佛学经文以外的书籍，当然更不可以碰触了。但有一次在路边，见到一本不知道谁丢弃的《精忠岳传》，彩色的封面，画着岳飞跪在地上，他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这四字，好像触动了我的心弦，我觉得做人应当如是。后来，我把“精忠报国”的理念用于生活，忠于工作、忠于承诺、忠于责任、忠于信仰。现在回想起来，《精忠岳传》就是当初第一本对我启蒙的书籍了。
老师教的佛法，我虽然不懂，但是在图书馆里，有一本黄智海著作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让我看得真是忘我入迷，觉得佛教真好，原来有一个净土极乐世界，那里面有自然界的美景、社会人事的和谐，所谓“七宝行树”、“八功德水”，那么美好庄严、那么和乐安详，实在是人生的天堂啊！对于修行学道，就感到更有信心了。
贫僧非常侥幸地，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登坛受比丘三坛大戒。戒期中，除了睡眠不够、饭食不饱，老师的打骂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假如说有的话，就是觉得在受戒期间，什么苦难、什么委屈，一切都是当然的，因为自己正在受教。想来，贫僧能熬过青少年时期遭受的专制、委屈，主要就是靠着自己把打骂、责难都视为是“当然的”。
在受戒之后，除了偶尔课堂里的学习，我就更加投身于苦行的行列。挑水、担柴，光是行堂，每日三餐为人添饭、洗碗，就做了六七年。在大陆，严寒的冬季，每餐在冰冷的水里洗几百个碗盘，手掌都冻裂破绽，还可以看到鲜红的肉块，要再下水洗碗，实在痛彻心肝，但除了忍耐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以，回忆起人生，忍耐苦难，实在是青年学子学习的增上缘。越是能经得起、忍得了刻骨铭心的苦难的人，越是能够成功。贫僧觉得，发心苦行也能开悟。
贫僧在栖霞山受教期间，自觉有三件事最为受用：
第一件是抗战初期，栖霞山的乡村师范学校撤离到大后方（重庆）去了，所有散落的书，像《活页文选》，在路上遍地皆是。后来，我们把它拣回来，成立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活页文选室”。佛书我看不懂，就看小说，从中国的民间故事《封神榜》、《七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世因缘》，一直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于《格林童话集》、《安徒生童话集》、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乃至英国《莎士比亚全集》、苏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印度泰戈尔的诗集等许多大文豪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从中获益无穷。
第二件是，除了眼睛看书学习以外，耳朵也很帮忙。那许多年长的前辈，他们虽不是很有学问，但讲起佛教来，典故、历史历历如在眼前，听得我如醉如痴、心仪不已。例如：圆瑛大师和太虚大师结拜兄弟，仁山法师的大闹金山，“洞庭波送一僧来”的八指头陀，清凉寺静波老和尚的种种轶事，印光大师的《文钞》，弘一律师的才子佳人等等。
第三件是，最重要的，应该是礼拜观世音菩萨的体证。承蒙佛菩萨的加被，让贫僧从少年的星云，而可以一跃为青年的星云；从无知的佛子，到对佛法深刻体会的修持；从愚痴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这大概是受益最大的，我应该感谢诸佛菩萨的慈悲恩德。
十八岁那一年，也是抗日战争的末期，我到了焦山佛学院，那时贫僧应该懂得自学了。每个月我制作一本刊物，内容都是自己手写的，并且把它命名为“我的园地”，读者只有我一个人。内容包括卷首语、社论、佛学讲座，也有散文、小说、诗歌，甚至编后记。因为都是自己抄写、自己练习，文字的力量深深地刻印在心版上，这对我后来写作时能应付多种文体，关系应该很大。
尤其这个时候，胡适之的《胡适文存》，梁启超的《佛学十八篇》，王季同的《佛学与科学的比较》，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以及《海潮音》、《中流》月刊，对我也帮助很大，我每读到好文章好道理，都把它记在笔记本上。甚至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也让我非常向往，乃至陈衡哲的《小雨点》、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我都受了一些影响。
在焦山授课的老师就不像过去那样简单了。我记得有当初太虚大师门下第一佛学泰斗芝峰法师，有北京大学教授薛剑园老师，有善于讲说《俱舍论》的专家圆湛法师，还有一些讲授老庄哲学、四书五经，甚至于代数、几何等课程的老师。我在那一两年中，如饥如渴地饱尝法味。一有空档，还写一些小文、小诗投稿在镇江的各个报刊，给予自己的鼓励很大。
我在焦山，写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给我生死未卜、不知何在的父亲，以及《平等下的牺牲者》，还写了一篇《钞票旅行记》，虽然自己没有用过钱，但是贫僧有一个头脑、有一点新思，真好像自己开悟了一样，学什么都感到得心应手。
在焦山期间，临毕业前半年，因为对院方的改制不满，我写信获得家师的同意放弃了毕业典礼，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家师带我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并且在乡下一个学校里做一名小学校长，让我学以致用，给我一个“做中学”的试验场所。
甚至，后来到南京担任短期的住持，对于过去青少年期间学习的丛林规矩，加以运用，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就好像海陆空三军一样，我参学过佛门的律下宝华山学戒堂，宗下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宁寺的禅堂，教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学院等，虽没有深入，也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圆融。影响所及，现在贫僧也自己能做戒师了，在佛光山多次传戒，对于有些规矩也能做一些改进，这不能不归因于当时参学各宗各派时打下的基础。
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期间我和道友们在华藏寺提倡“佛教新生活运动”，以白塔山办《怒涛》杂志的经验，推动革新旧有的佛教，向新佛教迈进。这也算开拓了我的思想，成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助缘。
来到台湾以后，虽然贫僧不是什么很高明的人，但乐于与人同享知识。在中坜圆光寺挂单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人，三五人一组，由我给他们讲授国文、浅显的佛经。尤其到了一九四九年，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一面教学相长，一面服务行政，一面率领学生修持。边学边教，一个学期忙下来，应该消瘦不止七八公斤，可见贫僧对教学的热忱和用心了。
后来到了宜兰，贫僧不会音乐，但我为大家写了许多歌词，如：《弘法者之歌》、《快皈投佛陀座下》、《西方》、《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我不懂文艺，只是稍懂一点文学，却在宜兰开起文艺班授课；也凭有限的佛法，竟在那里讲经开座，弘法利生。
渐渐地，经常有各界人士来拜访。教书的老师来了，谈一些教育的经验；商界人士跟我谈经营买卖的过程；军人来了，讲一些军中战争的情况；政治家也会说一些政治的人我是非……。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大陆一些学者、专家、名流集中到台湾来，他们也不容易找到对象谈话，知道在宜兰雷音寺小庙里，有一个能与人对谈的和尚，所以就来找我谈论了。
我得到他们的教导，就和一名学生一样，每天有很多的老师送上门来，教我学习百科全书。我就这样跟着大众学习，把社会当作学校，不要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了。
这些学习，让贫僧感到，眼睛像照相机，耳朵像收音机，鼻子好像侦察机，舌头好像扩声机，身和心的联合作用，就可以随机应变，人身也就好像是一部机器，思想可以自由运转了。
从这些点点滴滴，贫僧感到学习并不只学习学问，而且还要具体的实践。好比贫僧最拿手的是煮饭菜，而参与最多的却是建筑，要建房子得先从搬砖、搬瓦、挑砂石、拌水泥等着手，必须实际去工作，而不是只在旁边口说动嘴。
一九六七年的时候，因为一位初中毕业的木工，为我在高雄建设普门幼稚园的因缘，我就带他一起到佛光山来开山。这位木工就是萧顶顺先生，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非常聪明伶俐。他和我都没有学过建筑，也不会画图，我们就在地上用树枝比划，讨论要多高多长。就这样，从开山初期到现在，几十年的佛光山建设都是他们原班人马，没有换过。他自己家里祖孙三代，后来也都在这里一起参与建设。我也因此跟着他们一起工作，从钉板模、绑钢筋，甚至最早丛林学院的道路、龙亭、大雄宝殿丹墀，到后来灵山胜境广场等，铺设水泥的时候，还都是贫僧和佛学院的学生们用铁尺一格一格划出来的。
至于典座做饭菜，一定要先从洗碗、洗盘，洗菜、切菜开始，然后才能动锅动铲，慢慢成为被人接受的厨师。
贫僧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喜欢教育，也倡导教育。就在不久前（二○一五年一月），全台湾一百七十多位大学校长到佛陀纪念馆来开会，教育主管部门指示贫僧和全部校长讲话；接着我们的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也要贫僧跟他们全校师生、干部讲话。我以自己的经历，讲述自学、自觉的学习过程。
自学是孔子的教学，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觉是佛陀的教法，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是这些自学、自觉的经验，成就了现在贫僧的行事、贫僧的思想、贫僧的观念、贫僧的做人处事、贫僧的举一反三、贫僧的理事圆融、贫僧的僧信平等，甚至对于佛法妙理的体会，让贫僧的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