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我写作的因缘

不敢说这几千万言的文字，对人间、社会、佛教有什么贡献，但总是我生命累积的成果。

说起贫僧写作的因缘，回忆起来，可以说是酸甜苦辣。

现在虽然有人赞美我写作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文章形态多元，诗歌、散文、小说，我都能沾它一点边，甚至有徒众替我算过，出版的书有五百多本，总共将近三千万字，而且翻译成数十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当然，这些著作都是我的生命。

佛法说，人的生命“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但那只是理论上的。在事相上，有人的生命在交友酬酢里；有人的生命在酒色财气里；有人的生命在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里；有人的生命在计算谋略的功名富贵里。当然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哪里，成果就在哪里。不敢说这几千万言的文字，对人间、社会、佛教有什么贡献，但总是我生命累积的成果。

当然，一个没有经过学校正规教育的人，一个生活在封闭寺院、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阅历的人，只是凭阅读和想象写了一些文章，还是存在很多限制的，但这一路走来，写作一直陪伴我：在人生的旅途中，见到星辰日月，就想要去歌颂；见到花草树木，就想要去赞美；讲到山河大地，就想到与生命同在；说到芸芸众生，全都是至亲好友，就像唐朝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世间上的人相、众生相，人我间的是是非非、好好坏坏、善善恶恶，不都是我们写作的材料吗？

初学“写作”，简直不敢想像，于我而言，那是一个挺高的境界，自觉高攀不上。我在少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将来一定要写两本书，我一听从心底要对他合掌崇拜，觉得好伟大呀！能写两本书，那是多不容易的事，我连两百个字都写不起来！而今，我那位朋友的两本书，也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但是贫僧在无意中，因缘假予我，现在写了也不止两百本以上的书了。

记得初时摸索写作，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着一首诗：“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说你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

一个初学的人，写得好，老师说你抄袭；写得不好，老师就怪文句不通。幼龄的童心受到这样的挫折，可能泄气，后面如果放弃，当然就没有未来了。但贫僧就是有一个性格，好像“皮球”，你一打压，它就会跳跃。所以我可以经过初期老师的棒喝、教训，通过了这个阶段，柳暗花明，战胜了崎岖，看到了前途美景。

我在十八九岁后，进入当时全国最高的佛教学府“焦山佛学院”读书，而其他的同学、学长们，也都是一时之选，才华很高。我因为不甘落后，就更加用功。焦山位于扬子江的中心，我就时常在傍晚时，到退潮后的沙滩上散步，一走就是几里路，也确实让我感受到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也在这种心和境的感应之下，开始写了些不成文的小诗，并且还有很好的运气，往往投稿都能刊登，因此自己也增加不少信心：“原来我能、我可以写作！”

也由于写作，在经常“抒发己见”的因缘下，我想起在南京大屠杀遇难的父亲，当时与父亲已多年不见，自从他杳无音讯后，我就成了孤儿，因此在满怀思念中，就写了一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纪念父亲。很感谢我当时的国文老师圣璞法师，他背地里，将我的文章誊写在稿纸上，并且亲自投邮到镇江的《新江苏报》，五千字的文章不但发表了，而且分为上、下篇，刊登了两天。

不但如此，他在上课的时候，还花了两个钟点念给同学们听，同时讲解我文章的内容、写作的技巧，最后他在文章后面评语说：“铁石心肠，读之也要落泪。”老师偷偷地投稿，是因为担心假如报纸不肯发表，会让我灰心、丧志；等到文章发表了，他就欢喜地向同学们宣读、公布。这种慈爱，我感动至今，难以忘记！所以，贫僧觉得，鼓励可能比责备更有力量。

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有一次，圣璞法师在一个星期六的作文时间，出了一道题目：《胜利声中佛教徒应如何自觉》。我觉得，不一定在胜利声中才要自觉，在失败的时候，也要有自觉—甚至人生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自觉，自觉才能进步，自觉才有希望。

我虽出身贫穷，但我不断自觉，力争上游。我不强求，只要有上进的机会，我决不放弃。这个时候，镇江一下子出现很多的报纸，社会上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只是一个学生，尤其是个出家人，对社会能做出什么贡献呢？我认为，就是写文章。

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钞票，但是我从报章杂志、文章书籍里增广见闻，于是我写了《钞票旅行记》；我即使从未离开过寺院，也不懂得现实世界里生命的争战，只知道我们寺院里面有一只猫抓老鼠，我触景生情，写下了《平等下的牺牲者》，就想为小生命鸣不平。当然这些文章都发表了，所以也很感谢那时候的因缘。

但是我到了二十岁以后，也曾有一个挫折。因为我有一位学长智勇法师，他跟我共办了《怒涛》月刊，他写作之快，就如过去古人说“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一篇万言的文章，他总能轻而易举地交卷。那本《怒涛》月刊，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他的稿件。我忽然感到自卑，觉得我愧不如也。

之后，凡是他叫我写文章，我就说：“你来啦！”他要我写个评论，我就说：“你代我写！”在他前面，我不敢舞文弄墨了。本来共同合作《怒涛》月刊，是因为志同道合，想为佛教创立未来的新风气，但在意志上，我却觉得惭愧，感到不能与他相比，所以一度觉得不必丢人献丑，迟迟不敢写作。我们编了十八期的《怒涛》以后，在南京华藏寺为新佛教开始了一段革新运动。后来，我就到了台湾。

与智勇法师分别后，我觉得写文章没了压力，好像就有一点活跃起来。尤其在挂单的中坜圆光寺，正是台湾佛学院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创办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替他代笔，写一篇《回顾与前瞻》的文章，要登在毕业纪念册里。为了报答他的收留，我就快速把文章完成了。

看过文章后，老和尚不放心，因为他是台湾人，对汉学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给教务主任圆明法师看，问他：“你看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圆明法师看了以后，坦白跟他说：“应该是出于东初法师之手。”我当时才二十三岁，所以妙老一听，就非常称心快意，觉得我能代他六七十岁的高龄，写出他的教育理念，还能够跟有德有望的东初法师相比，因此他对我就更为重视爱护，不但让我替他到法云寺看守山林，带我到苗栗客家村庄去传道，尤其，他当时是新竹县佛教会的会长，服务地区包括苗栗和桃园，我就几乎成为他的秘书，帮他处理这些地区的佛教文件。

那时候的事务也不是很繁忙，年轻人总想有个事情可做，我又非当家、又非知客，在寺院里面除了早晚课诵，百无聊赖，因此，就为台北的《今日青年》、《今日佛教》投稿。后来，佛教里有了《觉生》、《觉群》、《菩提树》、《人生》等杂志，我感觉到我的园地很多，就不断在这些园地里播种。那时候没有一点图利的心，只要自己的文章能印成铅字，看起来就很够味了，可以说，比吃珍馐美味的饮食还要令人欢喜。

记得，我替老和尚看守山林的时候，白天，只能看看森林里跑来跑去的猴子和松鼠，计算着时间，等候寺中送来的饭食；夜晚，我只有听听风吹松柏以及猫头鹰的叫声，就住宿在山间的草棚中。为了不让宝贵的青春与生命无谓地虚度，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伏在乱草堆旁，写成了《无声息的歌唱》，这也是我的第一本着作。甚至，在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时，利用零碎时间，翻译了日人森下大圆的著作，出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

所以后来“《中央日报》”也要我去做记者，甚至《今日青年》的发行人秦江潮先生，还亲自从台北到圆光寺来面邀我，到他的杂志社担任编辑。但，这些邀约我都推辞不去，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和尚做好。因此，后来读到古德“昨日相约今日期，临行之时细思惟，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士宴中不相宜”的诗偈，就颇为印心，古代大德辞却社会的功名富贵，入山深居，在淡泊里养护身心，我好像也有了过去古德的这种心情、言行。虽然当时，我一无所有，贫无立锥之地，但我知道自己，必能在佛教里有所贡献。因为我不懒惰、不推诿、不敷衍，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与佛教、常住的利益有关，我都勇于承担。

也因为这样的性格，我后来为《人生》杂志义务编辑了六年，在《今日佛教》八个社委中，被推为首席，编辑、写稿、发行，都是我一个人，那时候，也不知哪里来的精神毅力，甚至还帮其他的佛教杂志写稿。大概因为这样的关系，获得《觉世》旬刊创办人张少齐长者的欣赏，他邀请我担任《觉世》旬刊的总编辑。就这样，贫僧一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记得到宜兰弘法三个月以后，信徒在监狱用三十元台币买了一张便宜的竹椅，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那年我二十六岁，生平第一次使用电灯，在此之前在栖霞山、焦山、宜兴、中坜、青草湖等地，都没有电灯，所以尽管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时写到次日破晓，耳闻板声，才在心满意足中休笔。

由于那时候年轻，只要起早待晚，就可以完成写作，还有很多的余力，就去度化青年、教育儿童，为佛教办些活动。后来，因为佛教杂志太过保守，文章乏人阅读，自己冒险写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这两本书引起的热烈回响，其盛况真如洛阳纸贵，出版至今超过六十年了，仍然持续不断地再版，发行早已超过百万册了。其实，那时写作也没有稿费可拿，完全是基于护教的心情，可以说是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

然而这些基于护教而发表的文章，也为我带来一些涟漪。例如，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秦江潮先生专程来为我指教；还有一封写给京剧名伶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发了轩然大波。

尤其我写了一封信给朱斐居士，批评他不该把太虚大师的《觉群》周报，改作纪念印光大师的刊物，也引起了对我很不利的反应，导致他把《觉群》停刊，另创《觉生》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佛教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所以这之后，我感觉自己志不在写作，因为空洞的言论，对佛教也于事无补。因而就想进入佛教会，参与佛教界实际的改革运动。可惜，因缘不具。因为当时许多主事教会的长老，并不喜欢我这样性格活跃的人，所以那些年我在佛教会里，他们时而要我，时而拒绝我，让我感到进退两难。我后来想，“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侍”，我应该找一个佛教领袖，跟随他，助他推动佛教革新。

那时，我也曾经思考过中国佛教的现状，觉得它封闭保守，日后一定走下坡；南传佛教，虽信心具足，但毅力不足；日本佛教，虽有佛学议论，但戒律不严。所以佛教究竟往哪里走？我决定往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走，所以“人间佛教”始终是我走的道路。

然而，太虚大师在哪里呢？法舫大师在哪里呢？我所寻找的这许多长老：甲，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乙，怪你怪他、天天骂人；丙，朝令夕改、变化无常；丁，胆小如鼠、不够担当。当时我非常苦闷，因为我找不到领袖。

所幸，之后在宜兰，遇到一些有为的青年。我们组织歌咏队、弘法队，成立青年团、设立文艺班，其中裘德鉴、杨锡铭、周广猷、朱桥、林清志、吴天赐、李新桃、张优理、吴素真、张慈莲等青年；以及后来一群县政府的员工、电信局的小姐，如：萧慧华、李素云、黄惠加、曾素月、曾韵卿、朱静花、林美森等二十余人，都成了我弘法布教的生力军。他们本来在社会上都有很好的职业，由于信仰了佛教，一心想为佛教奉献。

尤其“中华印刷厂”的吴天赐居士、兰阳女中的李新桃小姐、宜兰税捐处的张优理小姐、药厂里面的吴素真小姐，这些青年都愿意辞去职务，来为佛教服务。我觉得我们有了团队，于是，就叫吴天赐、李新桃去办佛教文化服务处；请张优理在宜兰创办佛教幼稚园；让吴素真到高雄兴办幼教事业，协助高雄佛教堂的发展。就这样，我的“写作”因他们而扩大了。

为了新佛教的弘传，我们朝向一致的目标，奋力推动。于是，我们编写了《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小说集》、《佛教文集》等，甚至编印了《中英对照佛学丛书·经典之部》、《中英对照佛学丛书·教理之部》、《中英佛学辞典》，以及新式标点的“每月一经”、佛教美术的图集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希望能把佛教的文化，普及于社会大众。可以说，每个人都倾己所能，如火如荼想为佛教注入活水。

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人才不够，力量有限，因而决定办教育。所以，一九六三年，我们在小小的寿山寺，办起了佛教学院。想不到，学院每年招生，人数都超额，小庙无法容纳了，只得设法迁校。当时，也不敢妄求山明水秀的好地，只想有块简陋的小地方，盖个铁皮屋，能给大家遮风避雨，也就心满意足了。就在这样的机缘下，一九六七年我们到高雄大树乡麻竹园开创了佛光山。

因此，我为佛光山订下“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四个宗旨，佛光山就朝这四个目标推展，因而人才不断增加，事业不断扩大，所谓“有志一同”，信徒有缘人集体创作，就百千万慢慢地聚集起来。此后，我不光是写作维生了，我以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为我的目标。然而在佛门里，我并无大用，主要我五音不全，无法唱诵赞偈；加上我书法不好，写字也见不得人；只有想到教书，所以就扩展佛教学院。

但是扩展佛学院后，老师要月俸，学生要吃饭，我那时候年轻，实在没有力量负担。不过，感谢佛陀，佛法不误人，只要有心，再大的困难都能逐一化解。当时，佛光山除了不断地建设以外，信徒也不断地增加，我们除了每十天发行四十万份的《觉世》旬刊，也发行《普门》杂志、《佛光学报》。总的来说，我那时写作、教育、弘法、共修、活动，样样都做，从不推辞；所谓“破船多揽载”（扬州歇后语），什么事情来了，只要对佛法有利益，为了佛教，我都心甘情愿。

就这样，佛光山在世界的舞台发展、活跃了起来。然而“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虽说弘法路上风雨兼程，好好坏坏总无常态，但我一心想为佛教打些基础，广结善缘，因此在忙碌中，我不仅忘了荣辱毁誉，也时常忘了自己。

其实，在建设佛光山之前，我曾以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向日本大正大学申请就读博士班，校方审核通过，还寄来了入学通知书。当时，我之所以想去日本留学，其目的，是因为那时候所有从台湾去日本留学的男众比丘，几乎全军复没，还俗去了。我就想，我要改变这个历史，为男众争一口气，我一定回来给你们看。但是后来，想到皈依的弟子那么多，如果我现在去做学生，当初就不应该做人家的师父；现在既已收了这么多徒弟，怎么可以再去做人家的学生呢？这里确实有着一些矛盾，所以博士就不要了，从此打消去日本留学的意思。

也在这个时候，电视台、广播界开始有人来找我，希望把我写的小说如《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让他们拍成戏剧。其中《玉琳国师》被上海沪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台北红楼演出；空军广播电台将它录成广播剧，在电台播出；甚至也被改拍成闽南语电影，名为《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再后来，导演勾峰先生以《再世情缘》为名，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中国电视公司”八点档播出，引起很大的轰动，海外地区也争相播放。

我记得当时，为了配合各个电台的播放，我天天不计辛劳地为他们写稿。然而我的弘法热心，也为我招来了苦难。例如：金国戏院附设的制片厂，想将我的《释迦牟尼佛传》拍成电影，佛教电影化是多么重要的事，我当然很欢喜地接受，我也不计较版权、待遇，承蒙他们邀请我做顾问，我当然也义不容辞了。

电影开镜的时候，我特地赶到他们在彰化的摄影棚，想不到第一个镜头，导演就让悉达多和耶输陀罗拥抱接吻，我赶紧告诉导演这个不能，那个梁姓导演疾言厉色地骂我：“你不懂！你太落伍了！”被他这么一教训，我就想说既然我不懂，就只有离开了。

电影上演后，就为了这一个镜头，有些出家人要冲毁我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到马来西亚放映时，当地佛教徒聚集包围整个戏院，要求不准上映。顿时，风云变色，怨怪四起，整个佛教界都说我不好，其实我有苦衷。

后来做“监察委员”的游娟女士，也向我表明，她要将《释迦传》编成连续剧，在台湾电视公司演出，我当然应允。但后来在电视播出的时候，我自己都看不懂，好像里面的人物、情节都不是我的，都是战争、打斗，我书里的内容并没有这些啊。当然，骂我的信件也如雪片般飞来，我也只能无奈了。

因此，我曾经一度觉得，推广新佛教实在很难！我迁就社会，社会给我这么多难堪，让我难以承受；我一切为了佛教，但却没有力量与制作方沟通、争取、协调。后来慢慢到了老年，听到杨惠姗演的一部电影叫作《我就这样过了一生》，我想，我为了写作，以及因写作而衍生的种种事件，也可以说，我就这样忍了一生。

不过，也不是没有好事，例如：我以文会友，文学为我带来了好多的朋友。像早期在宜兰的杨尊严、杨勇溥、朱桥、杨锡铭、周广猷，他们协助我谱曲、音乐弘法、《莲友通讯》的编印发行。之后，包括郭嗣汾、公孙嬿、痖弦、柏杨、高阳、司马中原等好多的人，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甚至何凡、林海音跟我也有很好的交情；其中孟瑶、刘枋女士，还在佛光山长住过十几年。承蒙他们当时不嫌弃我是一个出家人，经常在新北投普门精舍我的一个小房子里聚会，可惜我实在才、财两缺，既没有多余的钱财招呼文友，也没有很好的才智与他们应对，自惭条件不够，就不敢和他们多所来往，因为对于这许多文人，我感觉高攀不上。

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将第一次出国访问归来的见闻，写成《海天游踪》。因为这本书，我结交了更多海内外的读者朋友。当时虽然忙碌，但为了回报读者的好意善缘，我每周固定一天或者半天，一定到三重的文化服务处，亲笔回复书信，而且每次都要回复六十到一百多封。虽然徒弟们自谦，他们回复书信没有我的老练，其实我自知，自己不成熟的文体，只能算粗制滥造。

不过我对于写作，不论书信、游记、散文、小说、诗歌，各种题材，都很愿意尝试，所以后来写《讲演集》时，就感觉到自己的材料很丰富。然而平心而论，我最早期的《星君仙女下凡尘》以及《宗教同盟大会》等作品，都无法登大雅之堂。当时只是初学，但为了弘扬佛法，即使作品生涩不成熟，我也不顾忌地献丑了。

贫僧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那些护教的文章遭人批评谩骂的时候，其实我并不计较，因为自青年时期开始，我参与多种佛教杂志的编辑工作，就是一心想做个佛教的评论家。我自觉自己有公平正义的性格，应该能为佛教界的是非、邪正、善恶，留下公正客观的历史批判。

例如，我曾建议“中国佛教会”派人至海外布教以推动国际佛教、加强教会与训练人才、建立信徒资格审查、确立佛教考试制度等；或者呼吁台湾订定佛诞节、主张寺院住持与管理人应由僧众一人统一担任、以“改良拜拜”代替“取缔拜拜”，尤其对于台湾颁奖表扬慈善，直言不讳地说，此乃促使佛教堕落之举，台湾应该鼓励佛教从事文教弘法等。这些，都对当时保守的台湾佛教，确实产生很大的冲击，但对日后佛教地位的提升，不能说没有助益。

但后来，贫僧因为办了佛学院，想到自己为了主持公平正义，而批评别人，别人也必定对我有所批评，因为担心伤害徒众的信心，感觉到此路不通，为了保护徒众，只有规规矩矩地兴学、做人了。

这之后，也由于佛光山的发展，信众们希望将我的著作，制作成电视节目，让佛法更为普及、生活化。虽然在一九九七年，我们开设了“人间卫视”，但在这之前，电视弘法，也是经过许多辛酸苦难。例如，我们曾与台视经理刘震慰谈妥，买下每周一个小时做佛教节目，但开播前节目却被取消了。我问：“怎么会这样不讲信用？”台视的人也很无奈说：“并不是我们要刁难你，是蒋夫人说佛教不准上电视。”

另一次，跟“中华电视台”共同制作《甘露》这个节目，我们还特意在播出前，在报纸刊登广告，周知信众收看。可是冷不防地，播出当天一早，我接获通知说：“这个节目不准播出！”我急忙赶到电视台，请教负责人：“节目怎能说不播就不播呢？”想不到他回答我：“和尚不能上电视！”我说：“电视连续剧里，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现吗？”他竟然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他们是假和尚！”真和尚不可以，假和尚却可以，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呢？

究竟是他们怕蒋夫人？还是他们排斥佛教呢？真相我不得而知。不过，等到蒋经国先生主政之后，我在电视台里面，也就无所顾忌可以讲说弘法了。尤其当时台湾的电视台只有三台，他们各台都互不来往，只有我每天“游走三台”，因此三台上都有我的“法语”播出。

那时候，我在“中视”播出《信心门》、《星云说》；在“华视”播出《星云法语》；在台视播出《星云禅话》、《每日一偈》、《星云说喻》，甚至《星云法语》还曾经在民视播出一段时间。这一切的好缘分，应该感谢周志敏女士的帮忙，周女士是电视公司内部的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在电视圈里有一定的力量，她对我电视弘法的贡献，可说厥功甚伟！

如今，我的文字不仅印成铅字，它也变成电台广播、电视节目、电影，甚至化作2D、3D、4D的各种图书、动画、短片，透过现代的网络科技，无远弗届在整个世界，以各种语言传递真善美的理念，这不是很值得欣慰的事吗？

对于弘法与写作的理念，贫僧一向主张要有文学的外衣、哲学的内涵，因为文学要美，哲学尤其要有理，内外相应，无论是长篇或者短文，必然是好文章。胡适之先生说，《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而《华严经》、《大宝积经》，都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在我看来，佛学就是文学和哲学的融合。

所以，曾有人问贫僧，为什么我这一生，这么热爱文字写作？我告诉他，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是弘法的资粮，人不在，文字般若还在。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这辈子乃至下辈子，都会对佛教有好感。透过文字媒介，不只是这个时代，不只是这个区域的人，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几千、几万年以后，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也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

因此，后来我带领弟子汇编《佛光大辞典》、《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法藏文库》，自一九七七年起，近四十年来，我们持续编修《佛光大藏经》，日后全部出版，这将是千余册的巨作。另外，我还编写了《往事百语》、《佛教丛书》、《佛光教科书》、《人间佛教系列》、《僧事百讲》等数百本与人间佛教相关的教材，希望提供僧团培育青年之用。

尤其二○○○年，《人间福报》创刊之后，我开始在头版撰写专栏，逼着我不得不每天供应他们文章。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缺席过一天，《迷悟之间》、《星云法语》、《人间万事》、《星云禅话》、《星云说偈》，都各自连载了三年，有徒众打趣说，这应该去申请写作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当初，贫僧从一个二十岁不到，为佛教改革与前途振臂疾呼的僧青年，到台湾驻锡弘讲、建寺安僧，靠着一枝秃笔生存立足，及至后来创办佛教的文教事业，将佛陀教法透过文字与出版物，流传到世界各个角落。我这一生，也由于文字的因缘，扩大了视野，广交各界的能人异士，可以说，写作丰富了我的生命。

而今，贫僧老矣，眼睛看不到，连书也不能看了，不过在“国史馆”的邀约因缘下，我还是口述了一部一百六十万字的《百年佛缘》。最近又靠口述，写了《贫僧有话要说》，其实这并不是计划中的事，我只是因为一些佛教团体，被社会媒体批评伤害，基于保护佛教的心理，我才写了《贫僧有话要说》。发表以来，承蒙各界给我的鼓励，我本来只想写二说、三说就好，在盛情之下，如今也写了四十说了。

本文所言，应该就是我这一生，写作的大致过程。所以有人问贫僧生命何在？我说我的生命，就在文字写作里，就在讲述传教里，就在信仰修持里，就在广结善缘中。至于其他像创办大学、建设寺院等事业，那都是

靠僧信二众的团队，大家集体创作而来，我个人就不敢居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