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网附注：这九篇中国的女性，是我为海外侨报所撰写的，她们都是真人实事。
一
我的心忐忑地跳着，慢慢走向问讯处，问到了她的名字和办公房间，我极力镇压着惊喜的心情，一层又一层地爬上了三楼，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满室搜寻问讯，找不到她。突然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谁找我？”那正是二十年前，坐在第一排，一个安静用功的女孩子的声音。是她，仍然是她，我猛地转回身去。啊！天呀！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毫无修饰、面容苍白、满脸皱纹的中年妇人。我心头一酸，连忙噙着眼泪，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
二十年前，我们高中毕业，一班二十四个女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艰难辛苦，不知别恨离愁；没有人珍惜那逝水的韶华，没有人留恋那锦绣的风光；没有人怅惆那晨昏共处的聚首；没有人流连那弦歌和乐的校园；没有人想到以后二十年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安排那未来的不可预测的岁月。大家像鸟兽一样嬉笑着散了，不是没有烦愁惆怅，但都是那么轻轻的、淡淡的、做作的、勉强的。二十年来尝遍了甜酸苦辣，两次逃难，十年兵火。有的结了婚，有的守了寡，有的儿女绕膝，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死了，有的毫无音讯。梦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们还能在孤悬海外的台湾重聚。她拿出旧照相簿，我们逐个去记忆姓名，说着绰号，谈着那些外人毫不感兴趣的琐事细节，虽然夹杂着笑谑，但只是含着眼泪的片刻欢娱。照片上一个个穿着制服的大姑娘们，现在看来，真是风姿绰约，不禁把我带回到二十年前。猛抬头，面对的却是一位满面风霜的儿时朋友。
我怜惜地问她别后情形，她说:“毕业后我就结了婚，五个孩子，大的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现在我每月薪水是三百多“台币”，我的丈夫拿七百，虽然苦，有公家的房子，公家的米粮，饿是饿不死的。”
我很难过地问:“这怎么够维持呢？一家七口，再加上学费。”她说:“所以呀！我的丈夫晚上写稿卖文，我也曾经试着去考美援机关，打字、拟稿都通过了，英文会话没有过，所以我就开始学英文，已经三年了，原是为了替洋机关做事，现在不好意思再去和年轻人竞争，可是英文却读出兴趣来，所以一直继续到如今。”
我说:“那以后怎样打算呢？总不能—直这样苦撑下去吧。”她很轻松地说:“天无绝人之路，你说是吗？我们虽然艰苦，但是比我们不如的还有呢！我们的青春都在战乱中度过了，现在只盼望两岸统一，过四十的人了，旧的黄金日子不会再来，眼前的日子只要能过得去，明天的自会另有办法，整日愁眉苦脸，除了使每个人不愉快外，于事一点无补。我一向在图书馆做事，前些日子我加入了图书馆管理进修班，已经修业期满。”她欣悦地从抽屉内拿出结业证书给我看，那副得意的情形，正像二十年前她拿着毕业证书一样。在那片刻之间，她的脸上有了光彩，仿佛年轻了二十岁。我百般感触，无限惆怅地望着她，人生，谜样的人生，人倒是为什么在活着？她看看我，也许猜出了我的心思，仰起头来说:“你没有回来前，我们在台湾的六位同学聚会了一次，大家忙乱了一天，虽然没什么可吃的，却很高兴热闹。想想其他的同学，有的死了，有的在祖国大陆，我们能凑在一起，从心里打几个哈哈，已经是很幸福了。”
可爱的人儿！这些乐天安命、知足淡泊的东方女性美德，维系了中国的文化，使整个民族安然渡过了种种危难，她们不怨天，不尤人，有知识，有教养，胼手胝足地和男人并着肩，不问收获地努力活着。她们没有倾国的容貌，没有盖世的才华，没有惊人的造就，但是她们都是毫无粉饰的、钢筋水泥做成的中流砥柱。
二
我喜欢历史，是受了一位中学历史教员的影响，他讲历史，分析一件事情的原因，讨论它的结果，有条有理，丝毫不紊。所以当我讲历史时，常常使我突然间想到他——王宁华先生。
他是那么严厉，严厉到使人不敢哼大气，甚至连咳嗽都要尽可能地压下去，若是不幸被他听见了，他便把书放下来，直瞪着你问:“怎么？着凉啦？放了学赶紧去看医生。”他板着没有表情的面孔，你绝猜不出他是嫌你咳嗽了，还是真心替你的健康担忧，总之，无论如何，他会继续叮问你的咳嗽好几天，直到你将要发神经为止。所以同学们虽然佩服他，却都敬而远之，谁也不敢惹起他的注意。
抗日时，我去了重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举目无亲，和北方家里又断了消息，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一天在街上被一个人叫住，一看原来便是这位老师。虽然十年不见了，他的余威犹在，可是我却恨不能学小孩子一样立刻向他痛哭一场。他开口就问:“你做事了没有？”我摇摇头，他立刻发怒说:“怎么能不做事，这么大一个人整日坐在家里干什么？”说话时，那副板着的面孔，就和当年盘问我应缴的功课时一模一样。我怯怯地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他颜色和蔼了下来说:“你想做什么？”我冒着胆子说:“我想进国立银行。”那时进国立银行，就和目前在中国台北进美援机关一样。他沉吟一下说:“好！你写篇自传来。”不知他怎样想的办法，我就真的进了银行，一口气就做了三年。
后来我去了美国，抗战胜利，听说他回了吉林，担任要职，我正庆幸国家得人，他也可以施展一下抱负，可是不久他就死了。我听了这个消息，放声痛哭，此生中除了父亲的死，这是最使我伤心的事了。十年来，我到处打听他遗孤遗孀的消息，回到台北，逢人便问，居然给我找到了。
我准备了好久，计划着如何去见这位师母，应该如何安慰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当我被带进她的办公室时，我的腿有些颤抖，真想转身逃走。远远看着她走向我，渐渐看不清楚她的面庞，因为我的眼已被泪迷糊，但是她的微笑、她的安详，使我惊讶地镇定下来。她关切地向我问长问短，等到我的情绪平定后，她才缓缓地告诉我她的丈夫所遭遇的一切经过，最后她说:“虽然政府在五年前就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是我还是不信。”我冒失残酷地说:“不过王先生的脾气是那么倔强，他会……”我说不下去了，她安静地止住我说:“对啦！我知道他的脾气可以招杀身之祸，但是除非我亲眼看见，我是永远存着一线希望。”我泪眼模糊地看着她，她的微笑始终堆在脸上，这个微笑我太熟习了，正和我熟习她丈夫的严肃一样。当他们流离颠沛时，她是这样的微笑；当他们春风得意时，她也是这样的微笑；现在经过了这样大的变故，度着这样艰苦的生活，她还是这样的微笑。
我问她和三个孩子的生活，她说:“还过得去，当然不会太好，不过大风大浪大起大伏我都习惯了，一切惊险危难我都渡过了，还会有比那更坏的日子吗？”
我原是来准备安慰她的，准备好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反被她劝慰了一番。告辞的时候，我诚挚地说:“师母，无论什么事情，凡是我能做到的，我愿肝脑涂地地为您做。”她微笑着说:“谢谢你，这一句话已经够了，我记着你的话，假如有一天，我必须接受帮助时，一定去找你，现在还没有，我希望将来也没有。”
能有这样一个独立、镇静、坚强的女人做妻子，才能有那样一个认真负责、坚强的男人。
三
在台北孤男剩过寡女，从大陆出来的男性远较女性为多，几年下来，不但未婚的男人到了婚龄，就是有妇的使君，因为生离死别，也都成了有资格求凰的吉士，于是淑女们身价百倍，形成了找房比找事难，找妻比找房更难的局面。女士们既然变成天之骄子，便挑来拣去，条件苛刻异常，当然富贵双全是上选，否则等而求其次也要个家财巨万的富翁。清寒的读书人若想得到青睐，真是难于上青天。待字闺中的小姐文君和离过婚的少妇们，简直都成了香饽饽，撮合人挤破了门。她们每逢人来作合，头一句便是问职业，一听是教书的，双眉一皱，以后的便连问的兴趣都没有了。假如不识相，死心眼一力推荐，男方是如何品学兼优，堂堂一表，她们便会反问你:“这些可当得了饭吃？”这不能怪她们太现实，因为现实便是如此冷酷。
听说一位老同学，便很不顾现实地嫁了一个教书人，她的婚后生活，成了最清寒的代表，为了想实地观察一下她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便在一个下午去走访他们。
在一个文教人员住宅区的巷子里，密密层层地挤了许多小房子。我找到了门牌，站在门外，隔着一层板，就可以听得见室内人的謦欬行动。敲了两下门，马上就有一位颇有名士派风度的男人，拖着木屐为我开门。他的头发，他的目光，他的面容，他的身裁，使我立刻知道他就是那位男主人。站在他的身后的，是一位消瘦羞涩文静安详未老先衰的少妇，她手里拿着正在缝制的儿衣，看见了我，又惊又喜，连忙摸摸头发，牵牵衣裾，跟着便挪动家具，收拾起被孩子们抛掷各处的零星杂物。在这一丈见方的小室内，四把旧藤椅，一张小书桌，两个竹书架，一架缝衣机，把屋子填塞得满满的，加之架子上是书，桌上是书，屋角是书，椅旁是书，更增加了室内的拥挤凌乱，但是拥挤凌乱中却别有一种意境风韵，正像那一对年轻的、窘态的、朴实的夫妇一样。起居室的后面是一间更小的房屋，摆了一张大床，就不能再容下其他的东西了。床上三个幼儿在午睡，五岁、三岁、两岁，小脸红红的，睫毛长长的，我不禁伸手过去，轻轻抚摸他们的柔软头发，回过身来，看见那对父母脸上挂着得意感激的微笑。
我坐下细细看她，头发直直的，脸上毫无脂粉，还是从前做学生时的老样子，但是那些皱纹和憔悴，显示着辛劳和营养不良。我只得把目光移转到书堆上，她很兴奋地把一套套书搬出来，告诉我哪一种版本比较好，哪种版本更少错字。我取笑她说:“你几时也变成目录学家了？”她忸怩地说:“听他说了六七年，也应该听熟了。”我们大谈起台湾的出版业、台湾的文化界，正在意兴湍飞的时候，大孩子醒了，父亲爱怜地抱在膝头，为他加衣着履。跟着老二也醒了，妈妈赶着抱了起来，为她梳理头发，刚刚收拾停当，小的咿呀地叫着。妈妈把老二推向爸爸，急着去抱老三，给他穿好了衣服，放在爸爸怀中，便去调奶，于是这位文人父亲，膝上抱一个，怀中搂一个，身旁靠一个。
我坐在一旁，只恨插不下手去帮忙，我问她:“女工今天休假？”她笑着指指自己的鼻尖说:“女工在这里，永远不休假。”她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说:“我起初在外面做事，家里请个女工，不但我的薪水完全转送给女工和医生，孩子们一点也学不到知识，我想想他们需要我比办公室迫切得多，所以我辞退了女工，自己也辞了职，鞠躬尽瘁地做贤妻良母。”我说:“三个这样小的孩子，再加上这么多家事，你怎能忙得过来呢？她说:“是呀！我简直需要一天四十八小时，不过他很好，帮了我不少忙。我白天做不完，就留到晚上等他们睡了以后再做。他若读夜书，我就早睡早起，晚上由他照料孩子；我若做夜工，他就早睡早起，早上由他照料孩子。”
她的丈夫站起来去为我添茶水，我低低地问她说:“你不觉太劳苦吗？你快活吗？”她说:“劳苦和快活不是不能并存的敌人。他也看我太累了，想出去兼个差，但是我反对，他的身体并不好，而且他有他的前途，我劝他有那兼差的精力和时间，还不如多做一些他本行的研究工作。物质的生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何必为了多享受一点而忙得头昏眼花呢！”
我带着好奇的目的走进那个家门，却怀着充实的愉快走了出来。
四
一位老同学在台北办了一家幼稚园和一所小学。我到台北后去拜访她，她正出国未归，我被招待进去参观。鲜明的油漆、整齐的草木、精致的装潢，在满是尘埃的市廛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每间教室颜色不同，譬如淡蓝的墙壁，配上淡蓝的小桌椅，学生们便穿淡蓝的涎布。壁上画着各种有名的儿童故事，每间教室都有一架琴，孩子们有说有笑，活泼而有礼。教室后面便是一排排的小马桶，一列列的盥洗器，清洁而整齐。虽然校长不在，但是一切有条不紊，朝气蓬勃，使你想到这位校长一定是一个能干的领袖，她使她的事业，成为一个有组织上轨道的机构，不因人存而政举，人去而政乱。
我满怀赞叹地走了出来，回头看看，那整齐的校园，只可惜被墙外歪歪倒倒的短木栅破坏了它的完美，这大约是几次台风的成绩，但是转念一想，一个人精力有限，怎能那么求全责备？
过了几天，又路过那里，木栅换过了，并且像是刚上了新漆，我灵机一动，走进去一问，果然校长回来了。她迎着我说:“你的消息怎么这样灵？我前天才回来，你就知道了？”我指着外面的朱红短木栏栅说:“它告诉我的。”她愣了一下，继而大笑说:“倒是老朋友，这点毛病都被你摸准了。”
我不忍心耽误她的时间，她的身旁挤满了人，案上堆满了公事，行李还没有打开，丈夫和五个儿女还不曾和她叙叙离情，可是她像是被一只八脚章鱼紧紧抓住了一样，报告校务的人、请求入学的人、找事的人、求情的人、包工的人、告帮的人、讨债的人、劝捐的人，济济一堂，她便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地应付着。我悄悄地退了出来，不敢再去打扰她。
有一天，她突然来到我的家，她说:“我是来避难的，这几天连着开了几天校务会议、董事会议、家长会，真是吃不消了，我必须有一个时间不看学校，不谈学校。”我趁势说:“你实在太累了，一个人不能永远那么张而不弛。”她说:“你知道上了磨盘的驴子吗？那就是我！我在几年前，用五千“台币”，一间房子，开始这所学校，现在连幼稚园带小学，已经几十班，扩充、膨胀，就是我想停止，学生们、家长们和社会，也会在后面赶着我，我便只有前进转磨的份，每次为了募捐出去，回来精疲力竭，宣誓绝不再招新班，不再盖新校舍，可是跟着又是马不停蹄地走下去，正像赛跑的人，冲劲太大了，一时收不住脚。”
我说:“当然扩充是好的，改良是必须的，但是不可以操之过急，而且许多事不必那么求全责备，譬如那个短木栅……”她笑着拦阻我说:“我也知道自己脾气急，可是一个人能活几十年，能做出多少事？再说咱们这个民族，传统的习惯就是劝人不可求全责备，认为那是苛刻，其实努力地去求去责，也未必能全能备，更不用说拿那个做借口去偷懒塞责了。我们中国人认为‘差不离’是中庸之道，结果日积月累，便养成马虎泄沓的风气，再想改也改不了。一座房子，若是一根螺丝钉松了，要不及时转紧，早晚整个房子会倒下来。”我说:“可是一个人精力有限，一根洋蜡两头烧，早晚很快会烧光。”她若有所思地说:“人真有积劳成疾的吗？你看看世界上最忙的伟大人物，哪个不是长命百岁的？我的忙和他们比差得太远了，怎么就会累死？我要闲着，倒会闲得百病丛生，多少毛病不是闲出来的？”
她说完站了起来要走，我拦住她说:“你不是说到我这里来放松一下吗？什么事又赶着走？”她说:“不成，小学部的二楼就要动工了，我要和包工的去谈，他必须负责将来加盖三楼没有问题。”我送她到门口说:“你的中学部主任请好了没有？我可不可以第一个先申请？”她气得瞪着眼对我说:“你这个人专门挖苦我，我的小学还没办五六年级呢，你倒来中学部找事了。”我说:“人生几何，遇见急脾气的人，还是早些未雨绸缪的好。我倒建议你索性问问包工的，能不能替你盖摩天楼。”
她大笑扬长而去。
五
孩子们早已上了学，丈夫也上班很久了，她从褪色的绣花棉被里伸出一只臂膀，顺手摸索到床头小桌上的香烟和打火机，那只名贵的打火机，已被摩挲得发了亮光，变了颜色，尽管它是名厂出品，代表着黄金的往日，过去的荣华，但它终是过时了。当她深深地吸了两口烟后，脑筋开始活跃起来，她记起午后和王太太的麻将约会，听说另外两位是张太太和李太太。张太太的丈夫也是办厂的，一眼就可看出来是有钱人，可是李太太的丈夫不过是位小公务员，她怎么也能陪着她们玩呢！虽然自己的丈夫在政府机关内职位很高，那些厂家都得巴结他，可是这个书呆子，就从来不会带回家一分钱外快，想着真气人，让自己跟那些太太们站在一起显得寒碜死了。她不禁委屈起来，想自己堂堂大学毕业生，论外表，论学识，论风度，哪样不高人一头？张太太听说从前是位红歌女；王太太娘家不过是本地的土财主；李太太呢，大约至多进过中学；跟她们搅在一起，已经是很俯就了，可是衣饰钱财样样比不上她们，虽说自己的丈夫官做得高，但是在经济条件方面，简直是高攀。越想越气，本打算给她打电话托病不去了，可是转念一想，整个下半天干些什么好呢？只得爬起床来，打开柜橱，把衣服翻来翻去，旗袍还能凑合，那几件大衣可都过时了，不由心里别扭万分。回头看见桌上摆着一个薪水袋，对了，丈夫昨天发薪水了，因为昨晚在隔壁打牌，回来晚了，和丈夫没有碰头，但是想想那不到一千元“台币”的薪水，又能派得了什么用场，不禁又灰心起来。
她坐在旧的梳妆桌前慢吞吞地化妆，女工进来要清早付出的菜钱油钱和零星用去的钱，一算共是三十多，她不耐烦地说:“怎么一早就用去这许多，难道钱是树上长出来的？”
她梳洗未毕，丈夫回家吃午饭了，见了她便问:“薪水袋看见没有？”她懒洋洋地说:“看见了，那几个钱还会有人偷？”丈夫一听苗头不对，便一声不响地坐下吃饭。她看见丈夫狼吞虎咽，自己却一点胃口没有，想想自己过去那样娇生惯养，嫁了这么个傻瓜博士，除了公事，便是读书，既不懂温存，又不知体贴，混到四十多岁了，妻子却连半件新大衣都买不起。半件新大衣？对啦！那天拍卖行有件短大衣，只卖八百，这个时候，穿短大衣不是正合适吗？
她放下饭碗，重新匀了脂粉，穿上旗袍，把钱从薪水袋内取出来放进手提包里，对着坐在破沙发上看书的丈夫说:“王太太约了今天下午玩牌，我要去了。”丈夫很不愿意地说:“怎么又去打牌，你整天喊钱不够用，可不能再输了。”她说:“哈！你那几个薪水还禁得住输？”丈夫说:“就是不谈输赢，最小的孩子就要考中学了，你也得给他补习一下。”她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丈夫一眼看见她没穿外套，着急地说:“外面转冷了，你怎么穿得这样单薄？会着凉的。”她这次连头也不回地说:“别这么婆婆妈妈的，要是有像样的大衣我不会穿？”
她赶到了拍卖行，谢天谢地，那件短大衣，还没有卖出去，她付了钱，披上大衣，赶去王家。三位太太迎着她说:“好漂亮！我们正说，倒是有学问的人，每次约会，你总是守时的，怎么今天会迟到，原来打扮去了。这件新外套，是不是那家专门做外国人生意的，叫做‘马打母’什么做的？”她实在从心里看不起她们，不屑地说:“台北的裁缝哪会做得出来？不用说马打母，就是牛打母也不成。这是我的丈夫托外国朋友从美国带来的。”
她们嘻嘻哈哈地打起牌来，但是当她瞥了一眼挂在衣钩的新大衣，想起手袋里的仅存的几十元“台币”，不免心慌起来，假如输了，虽然欠债难为情，倒还不要紧，不过这以后一个月的日子却怎样撑得过，不由心里有些惭愧懊恼。她暗暗地祷告上帝：假如今天不输，而且还能赢点钱，她立誓一个月不摸牌。誓愿许下后，好像上帝真听见了，二十圈之后，她竟赢了六百。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当大家约定明天去张太太家再凑一桌时，她把上帝丢在脑后，立刻便答应了。
她搭了张太太的汽车回来，虽然夜深人寂，她却精神抖擞，高跟鞋咯噔咯噔地一直响进房。丈夫从一堆翻译稿件里抬起头来，惊讶地发现她满面春风，更使他惊讶的是身上的新大衣，他问:“自己的衣服不穿，又借了谁的？”她一点也不动气地说:“别开口就是穷气，什么借的？我自己买的！看看怎么样？不错吧？才八百‘台币’。”她学着美国模特儿的步法，走了两个转身，丈夫完全不懂艺术美感，竟自叫起来说:“八百？天呀！我的一个月薪水完了！这差不多等于我一万字的稿费。”她依然没有发火，只是鼻子哼了一声:“瞧你那份穷急相，我一场麻将就赢了六七百，要靠你的薪水，我早就跟叫花子一样了。”丈夫无可奈何地哀求她说:“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什么不找点事情做，一来可以贴补家用，再则也可以摆脱这一批牌鬼。”她把脸一板说:“你这人真是不识趣，我告诉你多少回了，我出去做什么？累得要死，也不过拿个三五百元，而且你的职位那么高，让你太太出去做小职员，看别人的嘴脸？再说，这个家连孩子带你，由谁来照顾？别看我打牌，哪件事不是我操心动手？你以为女工靠得住？哼！我才不冒充贤淑，自己出风头，把家完全交给女工呢！别看我是大学毕业，我的脑子可很旧派，我觉得社会国家需要贤妻良母比做摆设用的女职员更多一些。”
她把大衣挂起来，燃上一支烟，得意地看着它，想想今天的幸运，半天的工夫便为这个家赚了六百元，看看伏案苦写的丈夫，不由轻快自得地笑了。
六
我认识她的姨母，她的姨母是位实业家，一脑子计划方案和数目字据，从没结过婚，也没有男朋友。她认为为了恋爱竟至不顾一切是愚不可及的事，平生最恨风花雪月，卿卿我我。她的一门心思就是事业，次于事业的便是她这位自幼丧失父母由她抚养成人的甥女。
这位甥女长得瘦怯怯的，细眉细眼细身裁，高鼻子，小嘴巴，白皮肤，黑头发，无怪她的姨母把她当心肝宝贝，任何人见了她，也都油然产生爱怜之感。
三年前我回到台北，特意去看她们，在一间宽畅堂皇的会客室内，娘儿俩好像正在严肃地谈判，甥女的细眼睛哭得像是一条线，姨母的胖下巴气得又多了一层。甥女看见有人进来，也不看是谁，低头就出去了。姨母抓住我，便叨唠地都说了出来。
原来甥女大学毕了业，姨母凭着手面宽，交际广，替她准备好一切去留学，她竟推三阻四，追问之下，原来她爱上了一个穷学生。穷学生逼她结婚，姨母逼她留学；穷学生以断绝爱情阻止她出国，姨母以断绝关系阻止她结婚；穷学生说姨母心理变态，以为金钱可以购买情感；姨母说穷学生不存好心，准备日后人财两得；甥女很想多读书，可是也知道这份爱情一定会出岔，她也并不在乎姨母的钱，可是不愿伤姨母的心。在双方坚持之下，她就只有哭。
我劝她的姨母何苦操这份心，更不必走极端，他们若相爱，就让他们结婚好了；他们若愿意，自己力量够，便送他们一起出国。她跳起来说:“我就是不中这个穷小子的圈套。他把我当做一般女人看，妇人之仁，早晚就范，我就偏不上他的当。”
这次回台北，在一位教书的朋友家见到了甥女和那位穷学生，他们结了婚，生了子，他已由穷学生升为穷讲师，她已由阔小姐变为穷妇人，憔悴瘦弱，更显得细长。我怔怔地看着她，不觉有些心疼，问起她的姨母，她笑笑说:“她很爱我们的孩子，就是仍然不喜欢他。他也很固执，我可以带着孩子去看姨母，就是一丝一线也不准带回来。”我看着她的丈夫说:“其实双方都是因为爱，何必那样坚持，反而因爱成仇？”他白了我一眼，假装没有听见，和别人谈话去了。我碰了一个钉子，真不知如何下台，她挨过脸来低声地向我说:“你看他多倔，我也不知怎么就爱他这股倔劲儿。”她的脸上一股子得意，含情脉脉地看着丈夫。突然她站起来说:“我得回家看看孩子醒了没有，您要不要到我家去坐坐，就在隔壁。”
他们的家，大约比她姨母家里的工人住房还要差，我不由脱口而出地说:“你这不是成了寒窖王宝钏了吗？”她难为情地说:“不过还好，薛平贵现在倒还和我守在一起。”我走近一张木床边，床上正睡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圆圆胖胖的，旧毛线衣的袖子只到小胳膊肘。我突然升起一股怒气，转回头看着她说:“看看你，看看孩子，你们两人都太自私了。”她有些莫名其妙，呆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像我的遭遇古今中外随时随地都会有的，问题是我自己怎样看。从前我身处富贵只梦想爱情，现在有了爱情，倒并不想富贵，不过自幼受姨母熏陶，总觉得一个女人应该能独立，能上进，现在我整天搅在柴米油盐尿布奶瓶堆里，虽然我很爱丈夫孩子，不过总不免有些怅然。你说他们自私，哪个爱情不自私呢？他现在拼命准备留学考试，可见他是很看重留学的，那么姨母的看法不错了；姨母看见孩子便喜欢得合不拢口，可见人间不能没有恋爱，没有孩子。只有我，夹在当中，我带给姨母从前她不准我享有的爱；我为我的丈夫安排他从前不准我走的路。是不是女人永远应该如此呢？还是女人永远愿意如此呢？我有时自觉伟大，有时自觉傻瓜。”
我也想不出答案，只得转过来安慰她说:“我看着你长大的，所以说话太冒失了，其实归根结底还不都是一样。萧伯纳说过：‘要结婚的，去结婚吧，要守独身的，就守独身吧，将来你们都会后悔的。’”
七
在菲律宾我们就知道，中国学生的数学成绩远比菲学生为高，即使在美国，我们的青年们的数学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最近回国的原子科学家邓昌黎君，他就说，他的成绩是在国内的中学和大学奠基的。可是大、中学的基础，却又建筑在小学上。我回到台北后，遇见几位在小学读书的小朋友，他们读书之努力，常识之丰富，简直使人吃惊，使人不敢相信。
在台湾，读大学，是一般父母和青年男女所最深切期望的事，但是各名牌大学的联合招生，每年只能录取报考人数的三分之一。榜上有名的人，其本人的欣悦和亲友的祝贺，有如当年中了进士，中学学校方面也引以为荣。所以中学能考取大学的比例愈高，它的名望便愈隆。有名的中学又成为小学毕业生所竞争考入的目标。小学的名声则以能考入著名中学的人数多寡而定高低。小学五六年级是学校最重视的班级，教五六年级的先生们也是最吃重的。
在台湾负责小学教育的，绝大多数是台湾本省的妇女，她们的勤苦耐劳负责的精神，使每个家长感激，使每个学生感动，使每个好吃懒做的女人惭愧。
就拿住在我隔壁的一位周小姐为例吧！我们结邻一个多月了，我就不曾看清认识她的面孔，她清早先学生而到校，到了天黑才回家，只能在蒙蒙中看见她的朴素衣着、谦和态度。别人告诉我，现在还不是她最忙最紧张的时候，到了靠近暑期时，她常常为学生们补习到深夜，她还要带学生们去拍照报名；考试的前天，她领着学生去考场，告诉他们考试的规则，替他们一一觅得考场座位，还要对他们安慰鼓励一番。到了考试的当天，她也凌晨赶了去，其焦急等待的神情正和送考的家长们一样。每个学生考毕出场，她便紧张地问长问短，学生们答对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学生们答错了，她便垂头丧气，可又立刻安慰学生一番。发榜的一天，她恐怕一夜也不曾睡好，天没亮，便赶去了发榜处，一方面勉励考中的学生，一方面安慰落榜的学生。
也许有人会以为考上的学生愈多，她愈是光彩，所以为了这点光彩，她才这样夙夜匪懈地拼命，其实她们不是把这个当做光彩，而是看做自己的责任。她们——这些小学教员们，不仅是周小姐而已——不认为如此负责便是好先生，而是认为不如此负责却是坏先生，假如不信，可以到一所小学去参观。
在台北，学校的建筑总是第一流的，整洁宽畅，宏伟严肃。每间教室，坐上几十个孩子，大多数的学校都必须开两班：日校和夜校，虽然先生们只负责一班，但是为了替学生课外补习，常常在课后要继续工作三四小时。她们中午在学校吃饭盒的冷饭菜，晚上回家总是过了吃饭时间。在学期快完时，有时要忙得在学校吃两次冷饭，再加上每天要批改的几十本作业，她们的一天几乎完全属于学校和学生。
这其中有正值华年的少女，有鬓发如丝的妇人。我们国家民族的教育建基在小学，我们的儿童便付托在这些勤苦耐劳负责的女性手中。和她们相形比较之下，我深深地惭愧着，我对于国家社会人类，取的太多，予的太少了；她们是取之何廉，予又何丰的一群女性！
八
回来后，麻烦朋友的太多了，很是过意不去，所以后来凡是自己能设法处理的，便自己想办法。当孩子们需要请先生补习中文和数学时，我便登了一条分类小广告，去征聘家庭补习女教师。谁知这样一来，竟引起了一天的骚乱。
登报的第一天，全家还在梦中时，大门铃响了，我们全被惊起。大家睡眼蒙眬、衣冠不整地站在门口，好奇地等待来访的客人。开门后，原来是一对应征家庭教师的少女，我们连忙把她们请了进来，并且暗自商量：这么早前来应征，一定非常勤劳诚恳，便打算就此聘定。正磋商间，另外一对又进来了，接连着又是一对，便这样接二连三地挤满一个房间。她们之所以一对对地来，都是配搭好了的，一个教国文，一个教数学。她们起初相遇，知道彼此目的相同，不免尴尬地相视而笑，后来见到来的人太多了，大家索性坐下来谈笑，我很奇怪她们如此热络，一打听，才知道她们都是师大的同学，大家都住宿舍，早晨看报，不期而来遇在一处，因为我们住家距离她们的宿舍很近，所以大家都抢先来应征。我们那时倒感觉有些手足无所措，后来暗地挑中了一位中文系四年，说得一口好国语的小姐和她的伙伴。我们不动声色地送走她们，她们每个人都怀着一点希望走开，当我送她们离去时，我是有些难过和抱歉的。
孩子对于这两位年轻的先生，起先并不存有多少敬意，可是过了几天，便认真地准备功课了，越来越紧，再也不敢懈怠玩忽，孩子说:“这两位小姐真凶，我的功课做不好，就像欠了债未还一样，将来她们的丈夫真够受罪的。”
两个月来，她们不曾缺过一次课，遇有临时考试或参观，也总是赶着送信来，并且过后重为补上。她们的服饰装扮俭朴大方，进得门来，眼观鼻、鼻观心地走向书桌，不用说孩子不敢调皮，连我也对之敬畏三分。我奇怪怎么两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竟能如此道貌岸然，我一直想找机会和她们谈谈，她们总是匆匆地来，急急地走。有一次总算站在门口和她们谈了一刻钟，才知道她们实在很忙。
她们都是随着父母从祖国大陆来的，虽然台湾大学的费用很少，但是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和为了日后稳定的出路，便选择了师范。她们都很知道艰难困苦，所以显得特别早熟，在她们明亮的眼睛里跳跃着青春，在她们幼嫩的皮肤下充满着热力，但是她们太忙于为未来的出路努力了。因为食住由学校供给，所以她们有义务必须为学校所指派的中学服务一年，始能正式毕业。指派的中学，是依照学业成绩的优劣而定的，被指派去好的中学，不仅是光荣，而且是对未来就业的一种保障，所以她们几乎没有时间再去注意衣食是否华美，内心是否快乐，甚至连恋爱都忙得照顾不来。她们不像在外国生长的女孩子，有漂亮的衣服，有神气的男友，有华丽的宴会。她们的生活好像很枯燥，很单调，但是她们却也未曾想到这些，所以她们的脸上，并没有那种无聊抑郁的神色，那种神色是经常可以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女郎脸上找得到的。
愿上苍降福给这些纯洁向上的好女儿们！
九
在中国台北所见到的女性，除了追求虚荣、走国际路线、醉心洋化的浮浅女郎，和那些只会追怀往日、只想走偏锋、不安现状、妄想从僻径出人头地的妇人外，大多数都是艰苦卓绝的职业妇女和乐天知命的家庭主妇。她们使人钦佩，使人感动，使人对国家民族以及社会人类的前途，寄予无穷的希望；她们的功绩和美德使人一眼便可看出，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可爱的女性，她们尊贵的身家地位，遮盖了她们的德性才能。人们只见到她们的显赫门阀、权势丈夫，却忽略了那些被掩蔽的个性和很难看出的美德，我却不免为她们抱屈。
贫贱不能移固然可贵，富贵不能淫却更难能。处贫贱而不谄，需要节操；居富贵而不骄，需要修养：贫而乐，可以是出自内心的乐道，也可能是故意做作的矫情；处大富贵而知礼且不逾越分寸，才真需要德行。
但是人们对于富贵权势，不是自私的趋附，便是盲目的轻视；一般人看他们如一团烈火，不是凑过去借光取热，便是诅咒远避，自命清高。火的本身，自有史家为之论定，使火发光散热的木柴却很少被人提起或注意。
年轻的时候，根据别人的言语外表，便下判断，定是非，决善恶；稍长后，知道进一步去研究他们的本意存心；现在看的人多了，才发现：愈是有学问的女人，愈不谈学问；愈是出身名门的闺秀，愈不谈门第；愈是富贵的女人，愈不多佩珠宝；愈是有德性的女人，愈能宽宥别人；愈是无瑕疵的女人，愈不评论他人是非长短；愈是善良的女人，愈不轻易怀疑别人；愈是聪明的女人，愈少嚣张；愈是自尊自重的女人，愈是谦虚自损。我深深地佩服老子所说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些特点德行，常常在成功人物的妻子和母亲身上找到，她们是那样的安详、谦和、拙讷；她们没有光辉，甚至好像没有个性，但是她们却是使火发光发热的人。
在每个成功人物的身后，你总可找到一个可敬可爱的母亲或妻子，幸运的人可以兼有二者。你如果能够有技巧地、诚恳地和她们谈话，使她们表露自己，你将会从她们那里得到许多宝贵的处世待人的经验。你不会听到她们对别人的刻薄批评，而从背脊里发寒栗；你不会听到她们对自己的大吹大擂，而致坐立不安；你也不会因为和她们木然相对，而竟手足无措。她们的慈谦和智慧，使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如同老朋友相对，如同母女一般，向她们叙述，听她们指导。无论她们和你谈宗教，谈学问，谈字画，谈家常，总使你如坐春风，如沐化雨。她们很快使你忘记她们是谁，她们又很聪明地帮助你发现你自己。因为她们是母亲，她们是妇女，她们是老者，她们是哲人，她们把四者的长处特点，聪明地糅合在一起，成为世间最高妙的款待艺术，你只觉得你面对的是一位既有经验又有修养，既精明又浑厚，既谦和又包容；又像母亲，又像师长，又像朋友的人。这种人在公共场合中，她们除去是某名人的妻子或母亲外，几乎是不具有个人地位的，她们是如此看似平凡，没有光彩；在小的集会中，她们被一群愚蠢无聊的人，莫名其妙地胡乱恭维，她们静静地听着，微笑着，就像一面清澈的镜子，把那些人的愚蠢无聊衬托反映出来；在只有让她自己是自己的时候，你才发现她的真善美。
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果是灿烂美丽的春花，她们便是那滋润培植他们的泥土，她们没有芳香，没有彩色，但是她们却是一切光华荣耀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