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因明“立论”的问题,吕才向玄奘发问道:“‘立论’对于‘言’所达到的效果,其性质是属于‘生因’,还是属于‘了因’?”
这是一个颇具思辩性的问题,“立论”的目的是使人信服,“言”相对于论述的效果就是一种“因”,而佛家又将“因”分为“生因”和“了因”二种。
因此吕才质疑说:“既是‘了因’,如何又被称作是‘生因’?”
玄奘回答道:“‘言’的结果既是‘了因’,也是‘生因’。了是了境,生是生智,二者皆有。”
吕才道:“既然如此,那还分什么生因和了因?这两种因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是一个属于立论者,一个属于敌论者。比如法师说的话就是生因,吕某说的话就是了因。”
听他这么一说,玄奘顿觉惊诧不已:“吕奉御居然是这样理解生因和了因的?”
“难道某的理解不对吗?”吕才问道。
玄奘轻轻摇头:“奉御把因的概念完全弄错了。沙门告诉你这两种因的区别:好比你洒下种子,长出苗芽,这种子之于苗芽就是‘生因’;又比如你在黑暗中看不见东西,点上灯就看见了,这灯之于你看到的事物就是‘了因’。一个是事物发生的直接原因,一个是主观因素,这两种因的分别还不够大吗?”
吕才愕然良久,方才说道:“虽然如此,也没必要非区分不可。我们唐人尚简,没有他们那么啰嗦,不如直接都叫做因,何等的简捷明了!”
这话虽有些强词夺理,但说得甚是痛快。以至于话音刚落,现场的很多人便开始击节叫好。
玄奘看着他,缓缓说道:“奉御说唐人尚简,其实未必。沙门当年西行时,发现很多国家和部落的语言中没有‘紫色’这个词,他们将紫色的东西也称为红色;后来我又发现,多数语言不能区别绿色和蓝色,他们会将这两种颜色混合,归入一个新的类别,既表示绿色,又表示蓝色。”
说到这里,玄奘对惊愕的吕才,以及周围目瞪口呆的人群问道:“诸位是不是觉得这些西土之人在颜色方面太简略了,以至于表达不清?”
众人连连点头:“正是,这些蛮夷也未免太愚蠢了。”
“但是他们认为,这样表达颜色也够用了,没必要再啰里啰嗦地加以分别。另外,也有一些国家和部落在颜色的区分上比我们更加复杂,比如绿色,就有接近于黄的绿色和接近于蓝的绿色,各有不同的名相来表达。可见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简与繁,既然区分了,就一定有它的道理。”
吕才道:“颜色也就罢了,不管是简是繁,总之无伤大雅。”
玄奘奇道:“颜色关乎周礼,怎能说无伤大雅呢?”
“但是孤证不立,法师还能举些别的例子吗?”
“好吧,那就再举一例。”玄奘道,“比如一些沙漠小国不会区分狮子、老虎、豹子,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相来称呼这些畜牲。这样比较简单不啰嗦吧?但是在梵语中,莫说这几种分得清清楚楚,甚至同一种畜牲,比如狮子,黑狮子和黄狮子就是完全不同的名相,发音拼写都毫不相干。这样细致的区分还有很多,记得初到印度时,我对这些东西完全分不清楚。”
“那么法师是如何称呼它们的呢?”于志宁突然心生好奇,插言问道。
玄奘道:“我一律称它们为大猫咪。是不是很干脆呢?”
众人哄然大笑起来。
吕才道:“像这样的区分都是吃饱了撑的,法师说那些沙漠国家不区分,不也很好?”
“可是那些国家却会区分马,有大量关于马的名相。”
“所以他们都是蛮夷,给差别不大的东西起不同的名相,既啰嗦又没有必要。像咱们唐人这样不就很简捷干脆吗?”
玄奘道:“咱们唐人也有啰嗦的地方,比如玉,西人同样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将那些石头分出几十种名相来。”
“玉代表君子,用不同的名相进行区分很正常,也是必要的,并非啰嗦。”
“我们还将丝绸分成很多种名相,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分别。”
“绫罗绸缎、绢纱绮丝卖的价钱完全不同,当然应该区分,这也是必要的。”
“但是其它国家不分名相,只按一等丝绸、二等丝绸这样说,也没弄错价钱啊。”
“但是使用不同的名相更加方便。”
玄奘点头道:“可见吕御奉觉得,为了方便,或者是某种寓意,给同一类型稍有分别的东西起不同的名相是必要的了?”
吕才顿时哑然,虽不知如何反驳,脸上却分明写着不服。
玄奘笑道:“这些物件也就罢了,沙门再说个更加关乎礼仪的吧。咱们唐人将家族中的成员区分得十分繁琐,很多国家的语言不会去区分祖父和外祖父,孙子与外孙,更不会去区分什么叔、伯、舅等亲戚,但是我们唐人就会区分,并且觉得这非常重要。”
什么?连祖父和外祖父都不区分?底下的人顿时炸了锅,纷纷摇头叹息蛮夷之地的不知礼仪。
玄奘静静地坐着,直到周围的议论声平息了许多,方才继续说道:“因明是在印度产生的,那是个注重因果的地方,对因的区分自然很细微,并且有它的道理。以唐言论之,且不说这两种因的分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即使不明显,我也会照原样给它区分。因为我是在翻译,翻译者最重要的是诚实,是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去评判人家啰嗦不啰嗦,繁琐不繁琐,那不是我一个翻译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此言一出,在座的许多人特别是佛教徒都频频点头,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玄奘,接不接受他所宣扬的唯识理论,单单对这句“翻译者最重要的是诚实”还是认同的。因为如果翻译者依据自己的看法任意修改原文,将直接影响信徒对经典的信心。
玄奘接着又指出,吕才的错误不仅是在立论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在他据以立论的文字上,是他对因明二论的译文产生了误解,导致概念混乱。尤其是在不懂梵文及梵汉翻译之法的情况下,断章取义,擅自改动译文,致使错上加错。
比如在《因明入正理论》的译文中有这样一句:“此中宗者,极成有法,极成能别,差别性故。”玄奘的弟子文轨法师大约是觉得译文不够准确,擅自将其改为“差别为性”,而吕才则使用了文轨的这一翻译,同样改为“差别为性”,并提出质疑。
玄奘道:“奉御这样改动译文不仅违反因明格式,还违反了语言规律。不论是梵语还是汉语,都是讲不通的。而且,奉御对改动后的句子进行了批驳,可见你自己也认为,这样翻译是不对的。”
吕才却辩驳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立论者和论敌一致认识的属性区别而成,用‘差别性故’还是‘差别为性’,没有多大差别吧?在下认为,不管使用哪一句,都没有表达完整。”
玄奘淡淡地反问道:“既然没有多大差别,奉御为何还要擅自改动呢?难道仅仅是抄文轨法师的吗?”
众人“哄”地一笑,吕才的脸顿时红了,呐呐地说道:“在下是读了文轨法师的义疏,略略受了些影响。”
玄奘道:“奉御可不只是略略受了些影响,你前面所说的‘一理若真,诸宗便伪’,也是文轨疏中的话。他的那句话是这样说的:‘然法门不二,岂有殊归?一理若真,诸宗便伪。’玄奘没有记错吧?”
吕才无奈点头:“在下只是同意文轨法师的说法,并且认为,文轨法师对因明的理解,至少应该在神泰、靖迈和明觉三位法师之上。”
此言一出,下面的人顿时轰然议论起来,倒不是因为吕才以俗人之身品评和比较这几位高僧,而是觉得,你既然如此认同文轨法师的观点,又读了人家的义疏,甚至还引用了人家的句子,接受了人家对玄奘译文的改动,为何会在自序中只字不提呢?
要知道,经过大半年的宣扬,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读过吕才的那篇攻击性极强的序文。那里面介绍了玄奘,介绍了神泰、靖迈、明觉三位最早给因明注疏的法师,介绍了吕才的旧时好友栖玄法师,且都使用了褒奖的语气,虽然这所谓的褒奖怎么看怎么像是为了衬托自己更厉害,可是至少他是认真介绍了这些论敌,却唯独没有介绍自己最认可的文轨法师!这是什么缘故?
这实在不能不令人对吕才所谓的“不由师资”而自学成家的说法感到怀疑——你是真的没有老师,还是从来不提乃至不承认自己的老师?
于志宁这时忍不住想起慧立信中的那句话:“以常人之资,窃众师之说”,当时看到这句话时感到甚是刺眼,现在想来,似乎也有些道理。
于志宁与吕才同朝为官,虽然品级相差很大,彼此并无太多交集,但是吕才的知识面之广他还是有所耳闻的,也知道此人喜好自夸,特别是前段日子在公卿闾巷间到处炫耀他的大作,还总是有意无意地说自己“不由师资”,在很短的时间内弄明白了因明,着实令人侧目。
同时他也看出来了,吕才虽然外学丰富,但是大多属于浅尝辄止,并不深入。特别是于佛学领域仅是初涉,平常在同僚面前谈论几句,唬唬外行或许可以,一旦到了这种正规辩论的场合,面对一个真正的高僧,就如同一个初习武学的聪明人遇到了此道高手,架势拉得像模像样,其实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这是非常正常的。作为一名出身书礼世家的文官,于志宁深知读书做学问应该扎实平稳,不应过于追求捷径和花哨。因为那些东西只能暂时在外行面前充充内行,时间稍长就会露馅。
“难怪玄奘法师总是不肯出面,其实也是在给吕才留面子啊。”他小声对身边的柳宣说道。
柳宣叹了口气,点头道:“这种事情,确实只需要派个弟子出来应付一下就足够了。”
柳宣此刻的心情极为复杂,吕才曾对他说过,自己是出于对因明的尊崇和喜爱才潜心研究的,而奘门弟子称因明为“小道”,让他觉得因明在佛门有一种明珠暗投的感觉。
可是现在看来,不管玄奘是否把因明看作是“小道”,他至少将这套理论完整地带到了汉地,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了翻译、整理和讲学,任由弟子们和教外人士从各个角度进行著疏和阐释,从而在大唐形成了一股研
而吕才却将因明看作是一个证明自己天才的地方,用较短的时间研习后便开始攻击著疏的法师,而且不与那些法师对论却坚持要挑战玄奘;借柳宣之手让译场大德对他的论点进行回复,却又不理睬回复他的明浚法师,只通过皇帝之命逼玄奘出来对论。这些做法哪里可以看出他对因明的热爱之情呢?嘴上说着尊崇和敬畏,实际上却是轻慢与亵渎。也难怪慧立等人感到窝火了。
如今这场辩论的促成也有自己的力量在其中,柳宣还是希望吕才能够如愿,毕竟这也是皇帝的期望。可问题是这可能吗?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看出,眼下这局势,除非玄奘故意认输,否则绝不可能再有什么花样出现了。
虽然经过几个月的喧嚣,在很多人眼里,吕才俨然已经成了能与玄奘比肩的因明学者,但是一些了解此事的官员们仔细思索后才发现,其实到目前为止,吕才除了针对三位法师的不同观点写了一篇充满批判性的著疏外,还从未真正辩赢过玄奘的任何一个弟子——
栖玄法师算吗?他与吕才之间只是老友逗嘴,从来没有正式辩论过;
慧立?人家不过是给宰相大人写了一封书信求助,并未给吕才本人写过一纸片言,吕才也没有回应过他,算不得辩论;
神泰、靖迈和明觉这三位法师是提供因明义疏的,也是吕才攻击的对象。但是三法师从头至尾都对此事未发一言;
至于文轨法师,他在这里又是个什么情况?他的义疏比神泰三人出得晚,也更有质量。如今听这意思,吕才使用了文轨疏中的句子,接受了文轨对玄奘译文的改动,赞同了文轨的某些观点,甚至拿文轨疏中的语言来批驳前面三位法师的义疏,这都应该算是半师了吧?
只有明浚法师有辩论的机会,在柳宣致书之后给了吕才一个正式的回复,算是有了一个回合的纸上辩论,也因此让吕才找到了奏明圣上的理由。只可惜吕才过于傲慢,不肯回复明浚。这次若是输给了玄奘,岂不是连与明浚的辩论也算输了?
不过再仔细想想,吕才输给玄奘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本来就是“不由师资”,自称为争一口闲气而研究因明的。这种情况下居然能够写出书来,惊动皇帝,下诏让他同玄奘法师对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传奇了,哪怕是辩论输了也很正常。反倒是玄奘,看上去有些胜之不武。
这就好比一个棋迷短时间内即可入门,甚至因为学得快而被称为天才。如果他因此提出要挑战国手,也会引发一部分人的好奇和赞叹。
问题是国手凭什么要应战呢?浪费时间不说,就算赢了也没什么光彩。不懂行的还会说:你一个国手跟一个刚学会下棋的都能下那么久,也不怎么样嘛……
下棋至少能看出明显的优劣,但是辩论就不同了,特别是因明辩论,不懂的就只能听个热闹,完全不明白过失在哪里。因此,只要吕才能与玄奘对论几个回合,他在人们心中就足以同玄奘比肩。
座中官员们在胡思乱想,辩台上的两人仍在继续对论。
“文轨善习因明,其理解自然很好。”玄奘的语气依然平淡无波,听不出什么情绪,“神泰、靖迈和明觉三位也都不错。虽然他们都是我的弟子,然而对于因明,却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理解,殊为难得。奉御就不必费心替玄奘来比较了。”
周围传来一阵轻笑声,玄奘的这番话连打带消,颇耐寻味。表面上似乎在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其中隐隐的含义却是:你所欣赏的文轨法师是有“师资”的,而且人家始终都很尊重老师。至于在某些细节方面同老师有着不一样的独立见解,正说明了他的难得。
吕才无言以对,又发作不得,一口郁气积在胸中,显得更加窘迫。只得岔开话题道:“不管怎么说,在下坚持认为,使用‘差别性故’还是‘差别为性’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后者比前者要稍微准确一些。”
对于这个问题,玄奘也不打算与他争执,只是淡然道:“吕奉御若是翻译,或许可以为了证义而将论文改动。但是你现在是为了破斥我的译文。你先将我译文中的文字改掉,然后再去破斥这句你已经改过了的文字,这岂非强加于人?辩论中允许这么做吗?”
此言一出,周围“哄”地一声,再次响起一片议论,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击节。
看到吕才再次无言,底下一位白衣学士突然问了一句:“文轨法师现在何处?能否请来对定?”
玄奘答道:“文轨法师不在大慈恩寺,他是大庄严寺的上座。”
周围人群再次窃窃私议起来。
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玄奘的译场,很多人以为玄奘当初在全国各个寺院挑选了二十三名硕学沙门之后,这些人就固定地成为他的助译者兼弟子了。其实不然。这些助译大德来到玄奘的译场工作兼学习,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能在译场一直待下去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年隋朝高僧彦悰所制的《译者八备》中,第一个条件就是:“诚心受法,自愿益人,不耽久时”。这个“不耽久时”指的就是不怕费时长久,不怕把人生中的大部分光阴都放在这项事业上。这是一项看似平常却很难做到的要求,因而通常只针对译主,无法针对所有助译者。
玄奘心中并无太多门派观念,因此他选择的助译僧中学什么的都有——十八部派、中观、瑜伽,以及律学,几乎涵盖了中原佛学的所有门类。这使他可以尽可能地了解中原佛界的各种思想,避免在翻译中“挂一漏万”;同时也使他的译场形成了“铁打的译主,流水的译僧”这一现象。助译人员的变动极大,有的只参译了一部经,有的参加了二十多部经的翻译;有的只在译场待了几个月,有的则自始至终都在译场工作。
当然,还有像窥基这样中途加入进来的学僧。
文轨法师是在译场成立的第二年加入进来的,待了几年又离开了。他在他的《因明入正理论疏》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今日有三藏法师从天竺归来,在东土创建译场,进行翻译。文轨我虽然才思不足,文笔有限,却以慕道之心幸运地进入译场,得到师父的指点。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把它们记录在竹简上,或书写于衣带之上。”
这段自序说明了文轨追随玄奘学习因明理论的过程,字里行间表明了他对师父由衷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如今的文轨既然住持大庄严寺,自然不大有时间重回译场了。
看到对面的吕才没有什么异议了,玄奘又开始讲解梵汉语文的不同特点以及对译的基本方法。将汉译过程中对《因明入正理论》正文中的几处增、删、移全部列出,强调译文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也正是逻辑著述的基本要求。
接着,他又详细介绍了因明的基本格式、主要概念的含义以及因明的性质和理论特点。
玄奘一席千言,其言论井然有序又合情合理,充满逻辑性。特别是那温润自信的态度令人感到很舒服,以至于周围很多观战的人都听入了迷,频频点头。
吕才终于心悦诚服,拱手道:“在下鲁莽,唐突三藏,还请三藏容谅。”
“吕奉御客气了。”玄奘合十道,“奉御聪颖博学,眼光独到,玄奘极为佩服。日后愿就因明问题与奉御多多讨论。”
究因明的风气。
吕才在众目睽睽下致歉认输,标志着这场历时半年的风波终告落幕。
那些前来围观的公卿学士、道俗两界,或由衷地赞叹玄奘的才华,或对这样的结果深感失望,人们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起身告辞。
吕才的心中难掩失落,当他走出讲肆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小声议论着——
“想不到这玄奘法师还真有几分辩才,连吕大才子都说他不过。”
“哼,辩才好就了不起吗?子曰,巧言令色者鲜矣仁。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就是。毕竟吕才没有经过老师教,也没研习多久,能够与天竺归来的高僧对论已经很难得了。若是再多研习几年,谁知道结果如何呢?”
……
接近院门的时候,吕才忍不住回头,想看看玄奘此刻在干什么。在他看来,这位高僧刚刚取得了胜利,这时候应该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在弟子和教众的簇拥下庆祝了吧?
然而他想错了,暮色中,他看到玄奘独自一人站在廊下,合掌目送众人离开,清癯的脸上并无丝毫胜利的喜悦,反而呈现出几分落寞之意。几片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地飘在他的脚边,在这渐渐变得空旷的院落中,显得寂寞无比。
吕才心底突然升起一股难言的情愫,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与这位高僧的心开始贴近……
玄奘确实没有感觉到多少欣喜。表面上看,他赢得很漂亮,他的睿智和才华在众人面前得到了印证,他在佛学领域的地位和成就再一次得到了肯定。然而他的心里,依然有着隐隐的不安。
这不安来自太极宫中的皇帝陛下,也来自普通的僧俗大众。
玄奘起初并未在意,直到一步一步地被推向辩论台,他才蓦然发现,自己什么时候竟然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
他只想译经弘法,包括引进因明这个逻辑工具,也是为译经弘法服务的。他从未想过要害人,就算有释道儒之争,就算有佛门的新旧学之争,也不该冒出这么多的敌人来啊……
还有皇帝陛下,玄奘无奈地想,你若不信佛法就放我入山好了,何苦人前人后表现得那么尊崇我,暗地里却使这样的绊子?
静立良久,玄奘才蓦然发觉,这翻经院中已经走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一切喧闹归于寂静,唯有雁塔上悬挂的铜铃,在清风的拂动下,奏出离尘脱世的梵音。
“师父,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是在想什么事吗?”窥基不知从何处跑了过来。
玄奘释然一笑,这个弟子还是这么没心没肺,别人看到法师这样站着,是绝对不会来打扰他的,更不会问得如此直截了当。
有这样一个弟子,其实更加贴心。这份至真的师徒情谊就像一缕清风,可以让他的心灵暂时摆脱那个黑暗冷酷的权力漩涡。
“没什么,咱们回去吧。”
窥基搀着师父慢慢走回禅房,玄奘见他垂着头,似乎不大有情绪的样子,不禁觉得奇怪。
“怎么了窥基?师父赢了,你不高兴吗?”
“也没什么不高兴的,弟子只是心里不大舒服而已。”
“为何不舒服?”
“有那么多人针对师父,儒道两家也就罢了,毕竟与咱们佛家观念不同,几百年来纠缠不休,早就习以为常了。可那些佛家僧侣也是如此,而且背地里的伤害更可怕,实在让人费解。”
玄奘笑了,原来,这个弟子也并非完全的没心没肺,还是能看出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他的语气安宁平和,对弟子,也对自己说,“天籁因杂音而丰富,思想因繁芜而完整。”
说到这里,一颗心霎时间变得风轻云淡。
不管怎么说,这场持续半年的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以后还会不会发生别的事情,不是他现在能够考虑的。就如同当年的西行,虽然步步艰险,但只要步步扎实,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到达目的地。
玄奘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辩论的负作用很快就出现了。
没过几天,李治突然下敕:“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
此敕一下,玄奘不禁愕然。
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此敕乍一看没有任何问题,还会让人从心底产生出一种疑惑——难道你们僧道中人以前都是有特权的吗?
其实,《唐律疏仪》中有专门针对僧道的法律条文。僧道犯罪,多数都是依照世俗法律来惩罚和制裁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俗人处罚得还要严厉。比如通奸罪,《唐律》中就明确有“加凡奸二等”的说法。而在以往的案件中,僧道中人也常有被判死刑、流徙、笞杖者,并不存在什么特权之说。
既然没有特权,皇帝又为何要专门发出这么一道敕令呢?
原来,这道敕令的关键点就在于那句“情难知者”,也就是说,其真正的重点不在定刑上,而在审问上。
以往,出于对名僧高道的尊敬,保留这两种宗教的超然性,只要未发现犯罪事实,官府一般不会对僧道中人进行类似于披枷带锁、刑讯逼供之类的审讯行为。而这道敕令一出,就等于是告诉他们,为了求取犯罪真相,可以将僧道等同于俗人,随时拘来进行暴力审讯。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道敕令,地方官也并非没有对僧道进行暴力审讯的行为。毕竟《唐律》中并没有明确地说,对僧道中人的审讯与俗人不同。因此,即使在具体审讯中对僧道中人相对客气一些,也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罢了。
而且,这种习惯并不仅限于僧道中人,还包括儒家名士。总之,官府对读书人通常都会客气一些。
可是如今,皇帝突然下发这道敕令,给人的感觉倒像是以往的僧道中人有什么特权似的,这反而激起了一些人的逆反心理。而且,李治的这道敕令也表现出强烈的暗示效果,致使一些憎恨佛教的地方官,将此诏当作尚方宝剑来使用,不论大事小事、有关无关,动辄将僧人拘来审讯,枷杖加身,毁辱过甚。
得知此事后,玄奘心中一片黯然。
这道敕令是在他与吕才的因明辩论后下发的,其用意一目了然。皇帝原本希望通过这场辩论将玄奘的声望打压下去,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吕才“谢而退”。虽然事后朝廷和佛门都对此事采取了冷处理,但胜利就是胜利,玄奘在佛法和因明方面的成就被再次肯定,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被再次确立,民间士庶对佛门高僧更生崇敬之情,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于是,皇帝希望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平衡一下。